醒眼看日本現代文學的侵華特征
——評王向遠的《“筆部隊”和侵華戰爭》
悠 哉/文
出於教學需要，《燕園夢》作者、中國文學大師悠哉從單位圖書館借閱了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王向遠教授的《“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和批判》（以下簡稱“該書”）。回家後細細翻閱，悠哉大吃壹驚！“筆部隊”這個奇怪的名詞，我也是頭壹次聽說。它極大地拓展了我對現代日本文學的印象，真可謂“醒眼看日本”的壹部極好學術論著。
遺憾的是，這本1999年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僅僅印刷3000冊。在時下喧囂和浮躁的中國學界，這個印數自然是區區不足道的。也許正是這個原故，它遲至十年以後，才姍姍地進入我的眼界吧？悠哉大師素日不寫學術著作評論的，但是既然讀到好書，不介紹有辜負之意，因此撥冗聊寫壹篇，向廣大網友進行介紹和宣傳。（順便說明：除太宰治的《惜別》圖片攝自悠哉藏書，其余圖片攝自本書）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於東亞海島，從此開始自己雄心勃勃的拓疆國策。與此相呼應，思想界也出現貶低中華的論調。據該書介紹：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概略》（1875）第壹次將中國和日本、土耳其列為“半開化”國家，提出日本正在成為西方那樣的文明國度，因此理應成為東亞盟主。他甚至畫好了“支那帝國分割圖”。此後，經過中江兆民《三醉人經綸問答》、岡蒼天心《東洋的理想》、保田與重郎《蒙疆》、夏目漱石《滿韓處處》（109）、芥川龍之介《支那遊記》（1921）、到武者小路實篤的《大東亞戰爭私感》（1942），日本文學裏充斥著貶低中國的宣傳，在日本發表後，效果無疑是負面的。
這裏需說明壹下：夏目漱石《滿韓處處》和芥川龍之介《支那遊記》如今有譯本，但是書名改了，比如芥川龍之介的書譯作《中國遊記》。據王向遠說，夏目漱石的東北之旅是受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對華經濟侵略的中心）的邀請，那麽很顯然：這不是壹次普通的作家私人旅行。
1931年，伊藤永之介為配合“滿蒙危機”的政治宣傳，在《萬寶山》中歪曲描寫了“萬寶山事件”。1932年，直木三十五的《日本的顫栗》歪曲描寫了上海“壹.二八”事變，叫囂“戰爭真是太好了！”1932年橫光利壹出版《上海》，正面描寫了日本軍國主義言論……
偽“滿洲國”成立後，日本大量移民，相應地又出現所謂“大陸開拓文學”，成立了以荒木巍、福田清人、近藤春雄為首的“懇話會”，炮制了80多部作品，最著名的是菅野正男《與土戰鬥》、和田傳《大日和村》、《殉難》。又冒出所謂體現“建國精神”的“滿洲文學”，代表作品有安西冬為《軍艦茉莉》，其中的《春》寫道：
“壹只蝴蝶，向韃靼海峽那邊飛去。”
乍看平淡無奇，但是明白日本人將我國東北喻為“蝴蝶”（面積輪廓似蝴蝶形狀），就明白其險惡用心了。
就這樣，日本文學家在侵華政策的支持下，壹步步地“協力”侵華戰爭，終於走進“筆部隊”。
通常我們喜歡說：日本侵略者是“武裝到牙齒的”。殊不知這個比喻並不確切，應當說：他們武裝到國民的靈魂才是。而這項工作，自然少不了他們的“靈魂的工程師”——日本現代作家——的特殊“功勞”。
該書***14章，從第5章起，集中論述日本這支特殊的“筆部隊”。請大家耐住性子，待悠哉大師慢慢道來——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與此同時，陸續有日本記者、作家派往中國，進行“協力”軍事的報道和宣傳。例如：吉川英治、木村毅、小林秀雄、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石川達三等。其中尾崎士郎的《悲風千裏》影響很大。還發生壹件有意思的事件：
石川達三《活著的士兵》描寫日本軍攻陷南京後的燒殺和掠奪，作者的想法是“把戰爭的真相告訴社會”。不料在《中央公論》發表後遭到當局逮捕，法院判他四個月徒刑，緩期三年執行。理由是：“描寫皇軍士兵殺害、掠奪平民，表現軍紀松懈狀況，擾亂安寧秩序。”與此同時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卻暢銷120萬冊。這兩個事件促使軍部和政府強化對作家從軍創作活動的管制。
1938年8月20日是個關鍵的日子。許多日本作家收到菊池寬（日本文藝家協會會長）的快遞明信片，通知他們到內閣情報部開會。與會者有菊池寬、尾崎士郎、橫光利壹、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片岡鐵兵、林芙美子等。最後確定22位擔任軍部的派遣作家。他們從軍部領取高額的津貼，發給軍服、軍刀、手槍、裹腿等，儼然壹批出征的將軍。出發前，日本報紙進行大肆宣傳，稱作“筆部隊”。
來到中國後，他們先是采訪攻克武漢的日軍，有人又到南京、杭州。第壹批後，軍部又組織了第二支“筆部隊”（為省篇幅，名單略）。他們回國後，無壹例外地撰文談觀感，進行軍國主義宣傳。值得壹提的是林芙美子，她是“筆部隊”裏唯壹的女戰士。回國後寫了《戰線》和《北岸部隊》。
此外還有軍人作家。例如藤田實彥《戰車戰記》、谷口勝《征野千裏》、日比野士郎《吳淞渠》、凍田博《分隊長日記》、上田廣《建設戰記》、火野葦平《士兵三部曲》等……還有難以計數的侵華詩歌作品。應當說，他們是以另壹種身份加入“筆部隊”的。
此外還有所謂“宣撫文學”，大肆進行欺騙宣傳。
值得壹提的是，1938年因《活著的士兵》而惹禍的石川達三，這時看準風頭，幡然醒悟，戴罪立功，他再次來到中國，寫下《武漢作戰》、《敵國之妻》等正面歌頌軍國主義的作品。又擔任“日本文學報國會”成員。1942年他積極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戰後，石川達三根本否認《活著的士兵》的那些描寫，胡說什麽“戰爭是兩國幹出來的，不應該說壞事只是壹國幹的”；根本否認南京大屠殺，聲稱“我沒有看到屠殺事件”。
奇怪的是：對這樣壹個日本作家，中國長期以來竟然認識模糊。例如：重慶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系》的第十卷“外國人士作品”，把石川達三尊為“國際友人”，節錄了他的《活著的士兵》；又將他戰後寫的《風中蘆葦》作為“反法西斯文學”列入。王向遠教授認為，“這些都是不妥當的”。
悠哉大師也認為，這的確很欠嚴肅。說實話，我在圖書館書架上也見過石川達三的作品，還不曾翻閱。但是，讀過這部學術著作，了解到石川達三竟然是這麽壹個混蛋，我今生是絕不會去閱讀的。從今往後，但凡看到這名字，我就深惡痛絕！
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11月3日在東京的帝國劇場召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抨擊英美文化，鼓吹“亞細亞文化”、“日本拯救亞洲”和“大東亞精神的強化普及”。1943年在東京又召開第二次會議。1944年移到南京，又召開第三次會議。這些把戲，自然是“思想文化戰”的步驟，是“筆部隊”的另壹種形式。
值得介紹的是佐藤春夫的電影故事《亞細亞之子》（短篇小說名《風雲》），它以郭沫若（化名汪某某）和郁達夫（化名郁某）為原型，醜化中國抗日文化人士。佐藤春夫聲稱：“壹切都是宣傳第壹，壹切都註重實效。”作品主人公“汪”和他的日本妻子，被美化為“亞細亞之子”。郁達夫讀到此書後，義憤地寫下《日本的娼妓和文士》，指出“在這中間他處處高誇著日本皇軍的勝利，日本女人的愛國愛家的人格的高尚”；“佐藤在日本，本來是以出賣中國野人頭吃飯的”。
1943年日本召開“大東亞會議”，發表《大東亞***同宣言》。“日本文學報國會”決定以其五大原則為主題，“刊行構思規模宏大的小說，向大東亞各國國民宣傳皇國的傳統和理想，滲透***同宣言的大精神”。其中太宰治分工“獨立親和”，為此他撰寫了長篇小說《惜別》，描寫魯迅在日本仙臺的留學生活。王向遠教授稱：
“《惜別》對魯迅形象的歪曲，首先表現在作者對魯迅對日俄戰爭的態度上。”
“太宰治對魯迅形象的歪曲，還表現在他筆下的魯迅對日本文化的評價上。”
“更荒唐的是，在這裏，太宰治借老醫生的口，認為魯迅由醫學轉向文藝，是由於認識到日本天皇制的優越性的緣故。”
悠哉之所以詳細介紹太宰治的長篇小說《惜別》，決不僅僅因為它描寫了魯迅，而是因為：《惜別》被於小植譯成中文，2006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董炳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魯迅研究專家）在序言中，首先介紹了竹內好專著《魯迅》的觀點和他對《惜別》的批評，接著他說：
“竹內的批評有合理性，但也有簡單、片面之處，遮蔽了《惜別》中的許多重要問題。實際上，魯迅的‘本體’存在於魯迅的復雜性之中，需要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闡釋。《惜別》作為小說固然是在‘想象’魯迅，但小說對於魯迅文化觀的表述、對於棄醫從文動機的解釋、對於侮辱信作者動機的解釋，都有啟發性。”
咳，真是見鬼了！
兩位中國學者，對於太宰治的《惜別》，評價竟然如此不同！
個中委曲，叫人實在難以參透！
雖說悠哉忝得“中國文學大師”稱號，卻沒有資格對王、董二位的學術觀點評頭論足。畢竟，我只是讀過《惜別》，卻談不上專門研究。
該書第十三章叫“日本有‘反戰文學’嗎？”。據王向遠教授研究，日本左翼作家在日本侵華戰爭後全都轉向了。日本文學界所謂的“抵抗文學”，實際上並不存在，只是根據法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抵抗文學”壹詞虛構出來的謊言。例如川端康成，雖然沒有在創作上“協力”戰爭，在行動上卻是積極參與的。日本軍政府組織的各種會議，他都賣力地參加了。王向遠教授斷言：
“川端康成決不是當代中國不少讀者印象中的‘超越時代和政治’的作家。”
奇怪的是：對川端康成，悠哉大師也存在這般印象。
還有《細雪》的作者谷崎潤壹郎，文潔若在《唯美主義作家谷崎潤壹郎》稱：“谷崎壹向反對日本侵華的不義戰爭。”但是王向遠教授稱：谷崎和川端壹樣，也是在行動上積極參與和“協力”戰爭的。日本軍政府組織的各種會議，他都參加了。當新加坡陷落，谷崎高興地揮筆寫下《新加坡陷落之際》，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我日本帝國在東洋頂天立地，建立了赫赫偉績……迄今為止，皇軍所征之處，公名正大。”
高慧勤、葉渭渠、文潔若等日本文學翻譯家，為什麽要不顧歷史事實，向中國讀者這樣宣傳日本作家呢？薩特曾因福樓拜沒寫過政府鎮壓巴黎公社的文字而加以譴責，他們對這些日本作家為何如此開恩呢？
我以為，王向遠的《“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壹書寫得很好，它廓清了悠哉大師對於日本現代文學的糊塗認識。本文題為《醒眼看日本現代文學的侵華特征》，並非說整個日本現代文學是侵華的，而只是說：它的確烙上了“侵華”的印記，或深或淺地。王向遠教授的若幹論斷也許值得探討。但是，我敢擔保說：這是壹部用於“講真話”的、很嚴肅的學術著作！
正是基於上述理由，我才在這篇短文裏“撮其要”概述了該書內容。至於深入評價，不是我所能做到的。我覺得，宣傳這部學術著作意義很重大。想想吧：該書於1999年初版，僅僅印刷3000冊！十年過去了，在中國的日本文學愛好者裏，究竟幾人拜讀過這部著作呢？
想到這壹點，我不勝憂慮，不勝惆悵！
從此以後，中國文學大師悠哉對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篤、川端康成、谷崎潤壹郎等日本名作家，不得不很有些討厭了。世界上有壹種罪惡叫“忘恩負義”；他們早年皆深通漢學，受惠於中國悠久文化的潤澤，卻是這般狠心地充當孽子！
2009-3-6
紀念"七.七"69周年:石門裏斬殺侵華日本軍官軍刀行動---兼記由此帶來的壹次燒殺慘案---當年英雄有誰知
1941年早春，中國人民拯救中華的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階段，山東半島膠萊平原北海地區軍民，在***產黨和在許世友將軍的領導下，與日寇展開了英勇頑強的戰鬥。萊城東三十裏南王行政村有八個自然村，該地南依嵯峨險峻的崮山山脈，北接軍事要道206國道，有河谷良田2500畝，嶺地3500畝，盛產紅薯甜瓜聞名齊魯。境內溝谷縱橫，道路曲折險要，密林遮村，是我八路軍和革命幹部休整養息的地方。該地有壹條河流叫太陽河，上遊五裏處是埠上石橋交接處的雁嶺哭兒溝石門裏，形勢險峻，水草茂密，易進難出，常年流水汩汩，北入王河入海。太陽河東岸太陽山上有古老的廟殿，叫太陽廟，建於明洪武年間，廟殿南北長壹百步，東西廣五十步，南北廟堂相對，東西廂房相應，廊道相連，飛檐淩空，氣勢恢弘，鐘聲飛越遠近十幾裏。每年二月二六月十八九月十八趕廟日，遠近州縣賈客雲集，少童白叟紅男綠女齊集廟場，廟門外大戲鑼鼓開場，人聲鼎沸，熱鬧非凡。太陽廟殿據高臨下，周邊山脈相連，幾十裏村落盡收眼底。1940年日寇在萊城東部地區建立了軍事據點，中間廣闊地帶壹帶卻無法控制。
1941年正月底，崮山八區獲萊城我地下工作者密報，日寇駐軍出動100多人東出掃蕩，準備勘察日光山廟宇地理形勢設立據點，打開萊城東部“非占領”狀態，強化“綏靖”政策。正月二十七日上午，寒風刺骨，天幹冷幹冷的。南王村民兵指導員張令信接區裏通知，帶領民兵周九丁等人，去村西大溝埋設地雷，阻止敵人東進。張令信身材高大，有豪氣，練八卦，敢為事。1937年加入***產黨，曾與鄭耀南長子鄭夢華參加膠東幹部學校學習，在《大眾日報》社做保衛工作，後任濰縣抗日政府公安三科科長，濰北鋤奸隊隊長，親手處決漢奸和還鄉團骨幹十幾人，曾跟著許世友司令員做過事。周九丁身材高偉，有勇力，在當地是有名的掐電線埋地雷能手。上午十時許，敵人不走大溝，繞行西石橋村，在村西稍做休整，然後北行過馬家莊。張令信等人看鬼子改變行軍路線，帶領同伴扒出埋在大溝小路上的地雷，從大溝東側繞馬家莊返回村隱蔽。中午十壹時，鬼子隊伍在南邊家村（有說在南菊寺村）吃飯，飯後向驛道方向開拔。有壹騎白馬挎洋刀鬼子中校軍官中午醉酒，落在隊伍後，獨騎過太陽河，東行上廟殿西側西北二裏許，掉隊醉臥不醒。南王村村民王夢彥拾糞經過發現情況，迅速回村報告村長王仁潔，王仁潔讓他馬上回去監視，自己去東村約民兵指導員張令信，及民兵周九丁，張升奎，周元丁，張升誌（外號小野貓）等五人，壹起去鬼子軍官醉臥處。王夢彥曾在哈爾濱做事，會幾句日語，大家商議好先讓他上前找機會說話，大家待機行事。王夢彥腰裏纏著布腰帶，肩上鐵鍁撅著糞筐，打扮成拾糞農民的樣子，上去借火抽煙，
這時軍官已醒來，問，南邊的什麽村子？王夢彥回答說是南王村。又問西邊的什麽村子？答說南邊家村和北邊家村。軍官拿出地圖，指點著看了壹會，說，妳說的對，妳的大大的良民。軍官就從衣兜裏掏出香煙，給王夢彥壹支，自己手拿著壹支。王夢彥遂上前給軍官點火，張令信斜刺裏從後面靠近軍官，猛不定抱住軍官的腰，死死不放手。這時軍官嗚啦嗚啦大喊，翻身回手抽刀，刀鞘長，抽不出。張令信與軍官在地上滾打，滾出十幾米。令信大喊，來人啊！周九丁四人遂上前縛敵，爭奈刀光閃亮，寒氣逼人，無法下手。小野貓張升誌上前，用鐵鍁砍傷軍官抽刀手臂，軍官刀落。令信大喊，解裹腿！大家遂解下軍官裹腿帶子，奮力綁好軍官手腳，解下軍刀。把軍官擡到馬背上，壹人牽馬，四人挾持，二人護衛，從胡子溝過河道，送宋家區政府。區裏沒人，遂商議處決軍官。就順南王河道至上遊哭兒溝石門裏。石門裏經年流水，隆冬不凍。水下有細沙，深有數米。周九丁手起刀落，將軍官斬首。在河床上挖了大坑，屍首埋在河床下，上面用沙掩好，流水如舊。放走戰馬，埋好戰刀，自覺萬無壹失，遂分頭四下裏躲避。不巧遠處有村八歲小孩乳名滿倉者，和外號林老五者二人看到。林老五在村裏是無賴，不懂義理。此時為1941年，正月二十七日，中午二時左右。
當日鬼子隊伍行至石郭莊壹帶，發現軍官失蹤，遂拉網滿坡往西搜索。軍官白馬返回，鬼子知道軍官出事，就在南王壹帶大肆搜尋。壹幫鐵匠師傅被鬼子打得頭破血流。傍晚，隊伍沒回萊城，就在武官和南菊寺宿營過夜。當日夜降小雪，漫山遍野壹片銀白。正月二十八日淩晨，敵人調集驛道平裏店小廟後據點隊伍400多人，重返南王壹帶找人。南至坎上坎下東西埠上，壹直到北面的宋家集教書莊，西邊到武官清明溝村，漫山遍野到處是馬隊奔馳。老百姓提前接到上級通知，大部分躲藏進山了，只有老弱病殘沒來得及轉移，被趕到各村的場院裏拷打審訊。南王東村有30多人被趕到村南大荒裏，張令信母親徐氏，周九鼎父親，以及張令信埠上的壹個遠房姑舅徐永春亦在其中。小孩滿倉被鬼子用糖果誘惑，給鬼子指出軍官屍體掩埋地址，林老五向鬼子指認出張令信母親徐氏和周九丁父親。徐氏和周九鼎父親被帶至石門裏。鬼子從河道裏挖出軍官屍體，當場槍殺了徐氏和周九鼎父親，然後用擔架擡著屍體，送到小廟後據點。時為1941年古歷正月二十八日上午10時許。關於滿倉提供軍官屍體地點，林老五指認張令信母親和周九酊父親的細節，系解放後民間傳說, 據當事人張令信說,是他遠房姑舅兄弟徐永春解放後說出實情。那時林老五已逃逸東北，至死不歸。對滿倉則因為年幼無知沒法處理。
下午2點，鬼子返回，遍村放火，壹時烈炎張天，濃煙滾滾，正值東南風起，煙塵飄至掖北海邊，繚繞不散。村民踏雪站在南嶺頂上，眼巴巴看著家園毀於壹炬。大火燒到第二天早上，倉谷糠秕煙霧三日不息。東西兩村燒毀房屋1000余間，糧食12萬公斤，燒死牲畜三十多頭，桌椅櫃箱無計其數。西村僅存三家沒燒。周發堂家院墻高，胡稭燒不到房檐，免於壹炬。王玉琪大門朝北，老頭用鐵耙頂門，翻墻外逃，鬼子沒有進去。王夢壽老婆躺在家正屋，大喊有瘟癥，鬼子也沒敢進去。筆者家父在世日，說僅存三樣東西：壹張土耙子，壹只驢鞍子，壹個呱嗒，三樣東西都有火炭痕跡也！事過三十年時修葺老屋，墻壁內裏皆火紅色，墻裏頂梁立柱皆為黑炭。南王石坑出產黃褐色石料，古輩用這種石料建房。房屋墻面經大火焚燒皆成紅色。大火焚燒時，來不及走掉的老人都被燒死。鬼子漫山遍野搜尋人，有承認南王人的，格殺無論。王寶山和老婆用驢馱著三個孩子，跑到大臺，鬼子問：是那裏人？他的老婆精神有毛病，說是南王的，王寶山立刻被抓走，在小廟後幹河子村被活扒了心，祭祀死了的軍官。北邊村村民邊錫元當時也被抓到幹河子，王寶山被害情況他曾親眼看到。東村王群被抓後，被扔到糞坑裏淹死，春天往外扔糞時才掘出來。許多親戚不敢收留南王人。張秋英母親用驢馱著孩子投奔馬家莊姑母家，被親姑姑拒之門外，後投奔邊家親戚張節家住了半年。也有死裏逃生的，王永德被鬼子馬隊追趕時恰好內急，壹閃身蹲進道旁的土坑裏，馬隊從頭頂跨過去，躲了壹劫。
南王遭劫後，北海抗日民主政府組織各區民工出錢出物出工，用壹個春天幫助建房，流落他鄉的人才慢慢返回鄉裏。有許多人家移居外鄉，至今沒歸。周發雲壹家搬到山後村，王克義壹家搬到龍冢廟村，至今未歸。有沒及時建好房子的人家，就多年住在廢墟裏，周發成壹家人就住在窩棚裏三年多。有新媳婦結婚住在牛屋的，有公婆與媳婦同居壹炕的。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時，村裏仍然殘垣敗壁，瓦礫遍地，滿目荒涼。家家戶戶也很少有櫃椅的，連盛糧食的甕也沒有，都是盛在用土墼砌的土倉裏。冬天到了，深夜老鼠肆虐，糧食常常被壹宿倒光。有月子裏孩子被老鼠咬傷鼻尖耳朵者。又家家戶戶很少有房門的，用草廉遮風，冬天屋裏似冰窟，幼兒長夜啼哭不住。奔東北謀生者有百多人吧，哈爾濱幾乎有了南王村。筆者有遠房伯父叫王夢誌者，今年八十有九，自奔東北沒返鄉裏，年前病倒，囑咐兒女他死後把骨灰安葬回老家日光廟遺址西坡，拳拳之思鄉情感人淚下！願天下人珍惜今日安寧康定生活，為富國強兵盡匹夫之責也！
當年擒敵英雄大多過世，張令信老人尚在。二龍周九鼎1947年在鬥爭地主浮財時，因給被鬥爭對象通風報信，激起民憤被村民活埋而死。其他人皆病老而死。張令信老人今年八十有九，已拄拐，身體有病。記憶尚好，對當年火燒案情能斷斷續續記起。老伴九十，也患有疾病。今年正月初壹我去看訪了張令信老人，我走出老人家門時，天空正飄著清雪，距那個火燒的日子正月二十八日，還有二十七天。可是已過去整整六十年了。張令信老人執意送我，我回頭遠望風燭殘年中的當年縛敵英雄，心有戚戚然！
南京正在遺忘和毀滅亞洲最大的侵華日軍慰安所遺址(請大家幫助轉帖和置頂)
南京正在遺忘和毀滅亞洲最大的侵華日軍慰安所遺址
南京市利濟巷2號是現存最大的侵華日軍慰安所遺址。2003年，八十二歲高齡的朝鮮籍慰安婦樸永心老人來到利濟巷2號指證日本人在此犯下的罪行。侵華日軍在南京曾設有四十多處慰安所，現存的不過五六處，而有慰安婦親自證實的僅此壹處。 利濟巷2號是亞洲最大的慰安所遺址，專家充分肯定了保留該處遺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樸永心老人離開南京後，該處房屋因地產開發而面臨拆除的命運。後經媒體報道，引起廣泛關註。在輿論之下，南京市政府做出了暫不拆除的決定。此後，該幢房屋和周圍相關建築逃過壹劫，但居民的動遷並未停止，絕大多數居民已遷出利濟巷2號。
南京市政府雖暫不拆除此房，但壹直未對它的未來做出規劃。永久保留？原址建立紀念館？易地重建？拆除？壹年來沒有答案，也沒有妥善的保管。[註：南京市進行民國總統府前地塊改造，曾要拆除壹座民國碑坊和兩座清代宗祠。後來經過報道，引起關註，拆遷單位表示碑坊不動，宗祠日後重建。可在地塊建築拆完之後，碑坊也拆完了。三四年後，宗祠也不知在何處。總之是不了了之了。]
利濟巷2號已有七十余年房齡，由於無人居住，大部分門窗已經嚴重損壞，雨水直接註入室內，浸蝕墻體。壹樓填滿垃圾，天花板大面積脫落。七十高齡的危房在風吹雨淋，無人照管的情況下還能矗立多久？南京遺忘了它，看著它走向毀滅。
去年，南京大屠殺的活證據李秀英老人走了，對日本右冀而言又少了壹個“絆腳石”。人證會消失，可物證卻能永久留存。利濟巷2號是最好的物證，但如果我們連這麽重要的物證都無法妥善保管，又如何去指控日本的罪行？我們的子孫又如何認知歷史，知曉罪惡？
今年是抗戰勝利六十周年，難道真要把我們的遺忘當作送給日本人最好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