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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代三首不同時代的愛情詩,說明古代愛情發展特點

縱觀中國古代的愛情詩歌史,我們大致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中國古代愛情詩歌,在不同的時代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和特點,所取得的成就也參差不齊。在宋代以前,出現過比較集中的三次創作高潮,即:先秦的《詩經》《楚辭》時期,這壹時期的愛情,以《詩經》中的《鄭風》和《衛風》最為突出,其特點是清純和大膽,直率和坦誠;漢末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壹時期的愛情以“鐘情”為特征,即那個時期的士人們宣稱的:“情之所鐘,正在我輩”,這也構成了“魏晉風度”的壹個重要內容;中晚唐及五代時期,這是從唐詩到宋詞的過渡期,這壹時期的愛情以深情綿邈,委婉細膩為特征;從五代開始,詩詞分工,到了宋代,“詞為艷科”的大局已定,就愛情詞的創作而言,那更多的已經不是寫愛情,而是寫艷情了。

到了元明清時代,出現了新型的、更適合市民階層口味的文學樣式——戲曲和小說,它們崛起並且逐漸繁盛,傳統的詩詞體裁則相形見小。愛情在戲曲小說中大放異彩,而在詩歌當中,除了元代散曲以它淺俗露骨的語言放肆地表現市俗化的愛情心理因而別有壹番風味以外,元明清正統的的詩詞中對愛情的描寫則始終未脫前人,未能表現出自己的獨特面目,唯壹可以欣慰的是明代馮夢龍收集的江南民歌《山歌》和《桂枝兒》,用通俗文學的方式在表情方面比較突出,所以被後人稱之為“明代壹絕”。

在先秦時期,當女子的天性還未被封,建,禮,教,嚴,重,束,縛,時,壹切還能比較順乎人性地自然發展,女子壹旦愛了就毫無顧忌地向男子,求,愛,“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召南·摽有梅》)而且在交往中也是大方而自信的:“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國風周南》中的《關雎》,描寫了壹個男子對壹個女子由起初的“寤寐求之”的思慕,到求之不得“輾轉反側”,然後“琴瑟友之”親近她,使她快樂,終於鼓樂娶之,宜其室家。

在中國文學史上,愛情詩詞作品可謂源遠流長。知識分子有托兒女情、言君臣事的傳統。

晚唐五代時期形成花間詞派,大寫閨,情,而且絕大多數的作品堆砌華艷的詞藻、鋪錦列繡、雕章琢句,多寫女子的容貌服飾體態,而較少觸及她們的思想感情較深層次的內容,風格香艷綺靡,題材狹窄。如溫庭筠的《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詞中女子嬌弱無力,讓人憐愛,百無聊賴,慵懶多情。但這只是外部淺層次的描寫,給人的感覺並不真實。翻開女子真正的愛情作品,這種感受就更為鮮明。

到了漢未,在社,會,動,亂,禮崩樂壞的背景下,出於種種機緣,愛情詩歌的創作出現了“中興”局面,從而出現了從漢未到南北朝愛情詩歌創作的第二次高潮。首先是民間創作如《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這首詩歌可以看做是漢末壹個女子對愛情的吶喊和呼叫。

在漢魏六朝樂府詩中,表現愛情婚姻的作品居多數,其中南朝樂府民歌幾乎是清壹色的愛情歌曲,典型的就是《子夜歌》、《子夜四時歌》,這些詩歌既繼承了《詩經》的傳統,又具有自己獨特的風貌。其次是文人作品:漢未文人古詩,建安詩人,兩晉詩人,南朝詩人都染指愛情詩作,而且大都受到民歌的影響。

無論是民歌還是文人詩作,都表現出以下特點:首先是愛情詩所描寫的內容和情感,從漢未到南朝呈現出由復雜到單純的走向。《孔雀東南飛》和《西洲曲》最能說明這壹點。與上述特點相伴相生的,便是從漢末到南朝的愛情詩越來越註重比興手法的運用而不大喜歡“直陳其事”了,他們特別註意景物描寫、環境描寫和人物體態服飾的刻劃,使用諧音、雙關、暗示、象征的手法,這既與當時社會風氣日漸侈靡、審美趣味日漸細膩有關,也與南方的地域文化有關。這種內容和藝術手法上的改變最終導致了這個時代愛情詩風格的變化。

“詩緣情而綺靡”,陸機的概括極為正確。他們好用色澤濃艷的語言津津有味地去傾訴愛的寂寞和苦悶,特別註重辭藻的繁飾和聲律的和諧,特別賞心悅目於女子的容貌美。因此與《詩經》質樸健朗的美相比,這個時期的詩浮艷柔弱而含蓄。這實際上是受到屈原的影響,最終走上了齊梁宮體詩浮靡甚至色情的道路。陳子昂與初唐四傑標榜漢魏風骨,反對華靡浮艷詩風,詩壇開始出現真正的唐代氣象。

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正是把愛情詩從宮廷樂戶帶向市井民間的代表作品。在張若虛筆下,愛情意識與更為深廣的字宙意識融為壹體。他盡情謳歌了宇宙自然的壯美和生命青春的短暫,從而突出顯示了人間真摯愛情的彌足珍貴。因而愛情詩歌終於擺脫了癡男怨女只會卿卿我我的“小家子氣”而具有了“大家風範”。它預示了盛唐氣象的到來。與其它題材的詩歌相比,盛唐愛情詩似乎並不那麽引人註目,但盛唐仍不乏優秀的愛情詩篇。贈內詩、宮怨詩、離婦詩、產生於安史之亂中的棄婦詩和別離相思詩都是盛唐詩人的薪的開拓。但是愛情詩的創作高潮只是到了中晚唐才出現,這似乎是南朝歷史的重復,因為每當衰世,愛情意識便“大為泛濫”,愛情作品便大放光彩。

唐王朝愛情詩的“再度輝煌”應該是從中唐的白居易開始。壹曲《長恨歌》把愛情的美和力量表現得那麽神奇,以致詩人自己連同讀者幾乎都忘記了愛情糾葛中惡劣的壹面。元稹的“悼亡”詩,表現對妻子刻骨銘心的愛和懷念,劉禹錫的仿民歌詩描繪巴山蜀地男女青年的純樸情感,杜牧的艷情詩則抒發自己“贏,得,青,樓,薄,名”的負疚心理,各有特色,不壹而足。而李商隱的“無題’詩則將愛的歌唱推向高潮。

宋詞中的愛情:壹般說來,詩長於抒情,詞作為壹種新興的詩體,更是以抒情為其“當行本色”。而其中所抒之情又以男女戀情為主,從中可以看出宋詞中的愛情意識空前活躍。造成詞長於言情的原因很多,壹方面產生詞的社會土壤是歌,舞,享,樂,填詞的具體場合是宮廷深院、青,樓,教,坊,寫詞的目的是娛,賓,遣,興,唱詞者的身份是歌舞女子,男女交往的頻繁,使得情詞便在歌宴酒席中感發出來。另壹方面宋代的城市經濟繁榮昌盛,與此相適應的是都市裏的酒,樓、瓦,舍大量增加,市民生活的提高,男女觀、愛情觀也發生了轉變,所以人們都渴望大膽而真摯的愛情。與之相適應的是,“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壹分愁緒,如何訴,便教緣盡今生,此身已輕許,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戴復古妻《祝英臺近》

這首詞純用白描,詞語明白如話,感情深沈真切,反映了封建時代男子可以為所欲為而女子必須從壹而終的不合理制度造成的悲劇。詞人心中意,眼前景,口頭語,脫口而出,落筆而成,不事雕琢。

“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幹,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欄。難,難,難!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妝歡,瞞,瞞,瞞!”——唐婉《釵頭鳳》

陸遊與唐婉夫妻伉儷情深,而因婆媳不合,陸遊被迫休妻。之後,壹個另娶,壹個別適,但是兩人心中的愛情卻深藏肺腑。壹日遊沈園,兩人偶然相遇,陸遊感慨萬千,在沈園墻壁上題下千古絕唱《釵頭鳳》。這首是唐婉和陸遊而作,作後不久她就抑郁而終。而陸遊在臨死前不久還壹再寫詩憶沈園之遇。這首詩,直接點明了造成兩人生離死別的原因,“世情薄,人情惡”,深刻抨擊了封建禮教,抒發了她改嫁後的難堪與淒苦,字字血,聲聲淚,不用修飾,催人淚下。

女詞人的作品壹般不著眼於文學技巧,而是註重感情的表達。在女子的詩詞中,聯想豐富,聯想的事物較為女性化。如:纖細柔弱、飽含離別之意的“柳”,飄泊無定、難覓歸宿的“柳綿”、“柳絮”,風雨黃昏的落花,無言逝去,恰似壹脈愁怨的“流水”,“花自飄零水自流”,淡煙疏影、瀟瀟細雨等等。這些事物長期以來在中國文學作品中頻繁出現,本身就具有某些特定的意蘊,而女作者擷取這些意象,更反映出她們心理的細膩與哀婉,使她們的作品具有壹種淡淡的哀傷和淒涼的情調。此外,能表現宋代女子愛情狀況的還有她們自己寫的愛情詞,通過詞作來抒發她們對自己心上人的要求和擇偶標準。

宋代女子自己寫的愛情詞並不多,並且大多含蓄、內斂。其中只有朱淑真是個例外,她清真麗質,能詩善畫,多才多藝,作起詞來熱情奔放,才情畢露。如她幼年時作的《秋日偶或》詩三:“初合雙鬟學畫眉.未知心事屬他誰?待將滿抱中秋月,分付蕭郎萬首詩。”這不但反映出她自恃才高、放誕風流的性格,而且她的揮偶誌願也十分清晰:就是儒雅英俊、學識廣博、風流倜儻的蕭史壹類人物、是有***同語言、***同愛好的終身伴侶。

宋代雖然創建了理學,但只是始作俑者,宋代本身並未受到太大的影響。到了明朝,統治者才變本加厲,嚴酷的摧殘婦女。所以明代的貞節烈女特別多,為了名節,女人必須以壹生的幸福為代價。所以到明代以後,中國的女人才淪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由於程朱理學在宋朝的影響有限,理學不被統,治,者所重視等因素的影響,宋代女子的思想並不保守,社,會,地,位並不地下,宋代的女子可以自由的追求自己喜歡的人,也可以果敢的和不如意的丈夫離婚(如李清照),所以,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宋代女子可以自主地選擇自己的愛情,她們能夠得到比較美滿的婚姻。但這些都是相對的,在整個的古代封,建,社,會,壹直都是男尊女卑,女子處於從屬地位。甚至在今天都還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重男輕女的現象,這種現象由來已久,有其深遠的歷史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