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藝術特色：
壹、《詩經》關註現實、抒發現實生活觸發的真情實感，這種創作態度，使其具有強烈深厚的藝術魅力，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第壹座裏程碑。《詩經·國風》是中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隸們血淚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剝削者階級意識的覺醒，憤懣的奴隸向不勞而獲的統治階級大膽地提出了正義質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獾兮？”有的詩中還描寫勞動者對統治階級直接展開鬥爭，以便取得生存的權利。在這方面，《碩鼠》具有震顫人心的力量。
二、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征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關於賦、比、興的意義，歷來說法眾多。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壹個事物來作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同創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了詩人的情感。
三、《詩經》的句式，以四言為主，四句獨立成章，其間雜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節拍的四言句帶有很強的節奏感，是構成《詩經》整齊韻律的基本單位。四字句節奏鮮明而略顯短促，重章疊句和雙聲疊韻讀來又顯得回環往復，節奏舒卷徐緩。《詩經》重章疊句的復沓結構，不僅便於圍繞同壹旋律反復詠唱，而且在意義表達和修辭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詩經》中的重章，許多都是整篇中同壹詩章重疊，只變換少數幾個詞，來表現動作的進程或情感的變化。如《周南·芣苡》三章裏只換了六個動詞，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個過程。復沓回環的結構，靈活多樣的用詞，把采芣苡的不同環節分置於三章中，三章互為補充，在意義上形成了壹個整體，壹唱三嘆，曼妙非常。方玉潤《詩經原始》卷壹雲：“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若斷若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
四、《詩經》的語言不僅具有音樂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辭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詩經》的語言形式形象生動，豐富多彩，往往能“以少總多”、“情貌無遺”。但雅、頌與國風在語言風格上有所不同，雅、頌多數篇章運用嚴整的四言句，極少雜言，國風中雜言比較多。小雅和國風中，重章疊句運用得比較多，在大雅和頌中則比較少見。國風中用了很多語氣詞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這些語氣詞在雅、頌中也出現過，但不如國風中數量眾多，富於變化。國風中對語氣詞的驅遣妙用，增強了詩歌的形象性和生動性，達到了傳神的境地。雅、頌與國風在語言上這種不同的特點，反映了時代社會的變化，也反映出創作主體身份的差異。雅、頌多為西周時期的作品，出自貴族之手，體現了“雅樂”的威儀典重，國風多為春秋時期的作品，有許多采自民間，更多地體現了新聲的自由奔放，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
五、詩與樂的關系密切，詩三百皆有曲調。《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壹是作為各種典禮禮儀的壹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
明代大音樂家朱載堉《樂律全書》說：“《詩經》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壹篇，皆宮調。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調。《周頌》三十壹篇及《魯頌》四篇，皆羽調。十五《國風》壹百六十篇，皆角調。《商頌》五篇，皆商調。”詩與樂的這種關系在上博簡《采風曲目》中得到了部分證實。馬承源先生認為：“簡文是樂官依據五聲為次序並按著不同的樂調類別整理采風資料中眾多曲目的壹部分。每首歌曲弦歌時可依此類別定出腔調，如《詩經》那樣，而簡文所記約是楚地流行的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