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詩》中講了劉勰對詩的認識“大舜雲：詩言誌，歌永言。漢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誌，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福焉爾。”我們不難看出，劉勰繼承了儒家傳統的詩學觀念，詩言誌，具有政治教化的功能，可以扶持端正。劉勰的詩學觀在對儒家傳統繼承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如他的感物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誌，莫非自然。”這裏的“情”是指喜，怒、哀、懼、愛、惡、欲，壹切能流瀉於文學作品中的情感。“物”則是能夠觸動文人情感的外物。誌則需要與情結合吟而成詩。劉勰的感物吟誌，在現了詩歌創作發生到完成的壹個過程。並指出詩是誌的所向，詩歌創作離不開情和物。這壹觀點可以說對後代文人創作影響極其深遠。劉勰還很重視創作主體的性情。如“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劉勰認為每個人的氣質不同，或柔或剛，每個人的創作風格不同，很少能有兼善各體的，所以要隨性適分，根據個性來進行創作。
劉勰因為要貫徹其“宗經”的主張，所以將《詩經》的四言詩稱作正體。但《明詩》中對五言詩的敘述可以說是著墨眾多，所以說劉勰也是很看重五言詩的。其看重五言詩的原因是五言詩具有風格清麗的特點。《宗經》篇記載到，“體有六義：壹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而這裏的“風清”可以等同於五言詩的“清麗”。“風清”就是指詩歌的情誌要寫的有生氣、俊爽。而詩歌的“風清”是通過學習經典得來的。
劉勰認為創作的詩歌內容要反映時代的精神。他對建安時期的詩文十分贊賞。因為建安時期的文風“慷慨以任氣。”而對東晉的玄言詩很摒棄。“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誌，崇尚忘機之談。”社會環境及其惡劣的時候，士人們崇尚空談，不用情誌關照世界，那麽作品的內容是空洞的，情感是空虛的，這樣的作品不能以情理感動人，也不值得大家閱讀和推崇。
總的來說，劉勰的詩學觀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儒家的詩學傳統，他非常的重視詩文的政教 功能。在《明詩》最後的贊，更是道出了劉勰的詩學主張，詩歌表達情誌，能夠教化，富有文采。
? 參考文獻：
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