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兩首詩
《三國誌演義》裏的曹操是個否定的典型，是個具備各種醜惡欲的封建統治階級的陰謀家和野心家（雖然有些記載的根據，卻是大大地誇張了的），但是歷史上真正的曹操卻是那個階級裏的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在漢末起義農民軍黃巾和地主階級的公開對抗中他雖然參加了對黃巾的鎮壓，但他在統北方的過程中卻做了不少對人民有益的事情，例如反對士族大地主，抑制土地兼並，減輕對農民的剝削，恢復生產，排除北方外族的威脅，使黃河流域的人民生活安定下來，起了對歷史的推動作用。
作為個詩人，他在文學史上有過好的影響。他的詩流傳不過二十首，其中有部分應該列入當時第流的作品之中。現在舉出下面兩首，看看他們的主要特色是什麽。首先看看《蒿裏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鹹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力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念之斷人腸。
《蒿裏行》是漢代樂府民歌裏舊有的題目，本是挽歌。曹操用來寫人民在戰亂中的喪亡，也是哀挽的性質。這詩開頭兩句敘述關東諸將組成聯軍討伐董卓。當時曹操自己是討董最積極的人。從第三句以下說本來希望團結群雄像周武王在孟津會合諸侯，也像劉邦項羽攻入鹹陽似的，直搗洛陽，消滅董卓。不料起兵之後諸將觀望不前，後來竟然爭權奪利，互相殘殺起來。袁紹的從弟袁術在淮南稱帝，袁紹在北方也曾打算擁立劉虞，刻制印璽。他們引起連年混戰，使得兵士長期不得解甲，老百姓大批的死亡，百不遺，以至於千裏荒涼。全詩在敘述中間夾雜議論，寄寓感慨。指出當時萬姓喪亡的原因是由於少數人爭奪勢力。對殃民者的斥責是嚴正的。“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等句描寫戰禍的慘酷，驚心動魄。作者的哀感也很深沈，令人聯想起當時其他詩人類似的詩句，如王粲的“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七哀詩》），“四望無人煙，但見林與丘”（《從軍詩》）。蔡文姬的“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悲憤詩》），曹植的“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中野何蕭條，千裏無人煙”（《送應氏詩》），都是為時代的災難留影。建安時代的詩歌許多是直接取材於社會現實，反映了人民的疾苦的。這些詩直接繼承了漢代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影響了後代的現實主義詩人。
《蒿裏行》文字質樸，敘寫平直，但有定的感人力量。曹操在長期的戎馬生活中親眼看到社會殘破和人民流離死亡的最象，感觸深刻，所以寫得很真實，而且流露著對受難者的同情，和般概念化的作品自然不同。曹操對於民間疾苦的同情在其他作品中也有表示，不限於此篇。有人以為曹操的《蒿裏行》是“目的在於騙取人民信任的虛偽詩篇”，這是沒有根據的說法。封建統治階級的某些上層人物對於民生疾苦有時抱同情態度並不是稀有的事，唐朝的白居易，宋朝的範成大，官都做得不小，他們都做了許多同情人民疾苦的詩。曹操寫出《蒿裏行》這樣的作品並沒有什麽可怪。
曹操的《蒿裏行》是借古樂府寫當時的實事，這是個創舉。（清人沈德潛道：“借古樂府寫時事始於曹公。”）我們不要低估這個創舉的價值。明朝的詩人鍾惺評這首詩道：“漢末實錄，真詩史也。”我們知道唐代偉大詩人杜甫就是因為在詩裏“善陳時事”才被人稱為“詩史”的，鍾惺的評語自然是很高的稱贊。曹操的詩當然不如杜詩那樣豐富地反映現實，但也是走了現實主義的道路。白居易提倡現實主義的口號是“為時而著，”“為事而作，”元稹也提倡“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曹操的《蒿裏行》正是這樣的詩。元白的理論是從歷代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經驗總結出來的，其中也包括曹操等建安作家的創作經驗。
現在讓我們從四言詩《短歌行》來看看曹操詩歌的另方面的特色。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短歌行》也是樂府題，本篇大約是用於宴會場合的。歌辭全篇分為八章，每章四句。開頭從酒和歌說起，飲酒聽歌本是宴會中的當前實事。這時的歌聲是慷慨的，因為他表達著憂思。這憂思是深重的，所以不得不借酒來消解。二兩章就借著歌和酒道出對時光消逝的感慨。第三章“青青”兩句用《詩經》中的成語，第句的“子”和第三句的“君”都是指作者所思慕的賢才，也包括正在座的某些“嘉賓”。第四章全用《詩經·鹿鳴》篇的成句。《鹿鳴》本是宴會的詩，就借來表示對“嘉賓”的歡迎。第五章再說憂思之深。第六章說嘉賓遠來，主客投契。第七章除寫景外又以烏鵲無依這個比喻表達作者自己的復雜的感慨，這裏情和景是交融的。第八章說明求賢建業的遠大抱負。
最後兩章是全詩關鍵所在。第八章是了解作者主觀思想的關鍵，這是很明白的，不必去談。第七章則是形成全詩氣氛的關鍵，也是全詩藝術感染力最強的地方，讀者最難忘的詩句也在這裏（蘇東坡憑吊赤壁時就想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來）。
“烏鵲”等句既包含著比喻，讀者對它的意義難免有不同的猜測。從上下文義和全詩的氣氛來看，這裏不定完全是作者自比。舊說這是勸告士人善於擇主，不要南去吳蜀，也是不甚可通的，因為“烏鵲南飛”是敘述已然的語氣，不是設想未然。
由於漢末大亂，北方人口大量遷移，流民的絕大部分是向南方去的，其中遷到荊州的為最多，也有到江東和交廣的。劉表死後，荊州成為三國交戰的中心，居民不得不遷再遷。本詩的“烏鵲南飛……何枝可依”等句，除了可能含有像在作者另首樂府詩《卻東西門行》中所表現的征夫懷鄉之感，表示作者在南征北討，不能定居的生活中時的厭煩以外，似乎也可能含有慨嘆人民流離遷徙的情感。正因為這章是這樣的內容，讀者才覺得詩中反復道出的憂思根源所在，而且真正被它感動，仿佛它不只是個人的感觸，同時還能夠從其中感覺到當時社會的氛圍。
《文學知識》壹九五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