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雜詩》其五龍自珍。它蘊含的哲理是什麽?

近代是壹個極為獨特的歷史階段，國內民生雕敝，國際上強敵環伺，曾經無限輝煌的王朝，如今銹跡斑斑、垂死掙紮。特殊的社會環境和民族心理使得“憂憤”成為壹種集體情緒，而文學創作，會有意無意地將這種情感體驗訴諸於筆端，並常常與作者的生平遭際、家國之思相融合在壹起，給人以不同感受，而龔自珍的詩作就有此特點，《己亥雜詩》的憂憤含有悲感、矛盾、崇高的多層次意蘊。壹 以“悲感”為底色“憂憤”壹般指憂慮而憤慨的情緒，當它被放置在具體歷史人物的語境下，就會被賦予“這壹個”的個性化意義。龔氏的憂憤不是簡單的憤怒，而是帶有悲愴和同情的“驚秋之士”的無奈之感，如像陳子昂壹般的“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的孤獨愴慟，在他的很多詩作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那種生機不再、大廈傾覆前的壓抑情狀和對衰世的預感。《己亥雜詩》是詩人1839年辭官後的作品，這壹大型組詩記錄了詩人在辭官歸鄉途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前半生嚴酷的政治現實扼殺了他“少年攬_澄清意”壯誌，黑暗的官場不容他揮斥自己的“劍氣”，詩人批判這社會的昏聵和了無生機。在返鄉的途中目睹了百姓“五都黍尺無人校，搶攘產間壹飽難”的困苦生活，但上層統治者和貴族居然對此置若罔聞，詩人所看到的社會壹片烏煙瘴氣。詩人行至東南，在第八十五首寫道“津梁條約遍東南，誰遣藏春深塢蓬？不枉人呼蓮幕客，碧紗櫥_阿芙蓉。”朝廷明令禁止鴉片的詔令在東南卻形同壹紙空文，地方官員不但不力禁鴉片，反而帶頭吸食鴉片，社會已經病入膏肓，搖搖欲墜，可是時人_沈浸在太平盛世的幻夢中無法醒悟，諸如此類的社會亂象無不使人感到痛心悲哀。文化現狀也令人痛心疾首，“蘭臺序九流，儒家但居壹。諸師自有真，未肯附儒術。後代儒益尊，儒者顏益厚。”（《自春阻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作者不滿於當前中和平庸的現狀和這死氣沈沈的衰世，他對這萬馬齊喑的社會失望至極，詩人認為諸子百家的學說均有可取之處，若是只附庸壹家之言只會固步自封，自取滅亡，故步自封的社會不能不令詩人感到悲憤失望。這位“驚秋之士”以巨大的勇氣揭露了種種社會隱患，可始終得不到回應，滿腔意氣竟都賦予流水。在這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社會中，詩人只體會到壯誌難酬，孤掌難鳴的悲哀。二 以“矛盾”為表現詩人在很多方面面臨“兩難”，與生俱來的叛逆精神決定了他要與舊傳統決裂，可是個人又不免受到這時代的種種束縛，沖決而上的自由氣質和時代局限性之間的糾葛構成了他內心的矛盾，集中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表現在對統治者的矛盾心態上。詩人壹方面對當局者感到失望，在被社會的亂象震驚之時，心中的怒氣傾瀉而出，便匯成“罵座之言”、“傷時之語”，可是在另壹方面，又時時懷念朝廷給予家族的榮耀，如第三首“罡風力大簸春魂，虎豹沈沈臥九_。終是落花好心緒，平生默念玉皇恩。”表明自己雖然辭官歸隱，但不會忘記朝廷的恩德。如果說此首詩還比較含蓄的話，試看第十壹首“祖父頭銜舊穎光，祠曹我亦試為郎。君恩夠向漁樵說，篆墓何須白字長？”更直白地感激朝廷對家族的青睞，不僅祖父曾經在朝為官，而且自己也有幸位列朝班，詩人對朝廷恩賜的三代殊榮不勝感激，認為這樣的榮寵足以回鄉後向鄰裏誇耀。可看到詩人對朝廷和當政者的還懷有眷戀之情，雖失望痛心卻不忍訣別。還有壹首更加典型的詩，把詩人對於統治者又愛又恨的復雜微妙感情展現得淋漓盡致。第十六首，“棄婦叮嚀囑小姑，姑恩莫負百年劬。”詩人在返鄉途中見棄婦在路，有感而發，既哀棄婦亦嘆自己。詩人以棄婦自喻，悲憐自己的境遇，自憐憂國憂民的忠心不能上達天聽，悲嘆自己的隱憂無法被朝廷理解。以棄婦自比是屈原的奇思，龔氏對清政府的復雜情感和屈原對楚王的復雜情感應是相似的，在這壹情感視角上去理解龔氏的詩，則頗有壹種恨鐵不成鋼的矛盾和憤怒了。其次表現在自我的矛盾上。蕭與劍是龔氏詩歌裏極具代表性的意象，“劍氣簫心”的審美範式在龔自珍身上很具有個性色彩，詩人很好的將兩個意向融合在壹起，開創性的為讀者塑造了“劍氣簫心”的自我形象，但從根源上看，劍氣與簫心實質上是兩個互相矛盾的概念，劍氣代表著積極向上氣沖鬥牛的英雄氣概，而簫心多少的帶有英雄遲暮的嗚咽幽怨，在深層面上則顯示了詩人自我矛盾的壹面。龔氏反復在希望和失望的矛盾之間徘徊，在出世和入世之間猶豫，回想弱冠之年作的振聾發聵的《明良論》是何等的意氣風發，而如今只能面對“劍氣簫心壹例消”空嗟嘆，未來應該搏擊長空還是“倦矣應憐縮手時”？詞作中也有類似的嘆息“收拾狂名，還須珍惜羽毛”，是去是留？戰鬥還是隱退？“出手”還是“縮手”？心戀社稷卻報國無門，身負狂名卻無奈壯士暮年。“狂名”和“嗟嘆”，“出手”和“縮手”的矛盾對舉，足表明他內心的復雜徘徊，詩人之“憤”中之“郁”皆在此。三 以“崇高”為審美感受如果把詩人的作品整體比作壹幅畫作，詩人用“悲感”這壹顏料來潑墨著色，用互相“矛盾”的元素來表現內心糾葛，那總的審美感受就是悲劇性的崇高。詩人壯年時希冀以壹己所學報效朝廷，然而冷酷無情的現實澆滅了詩人內心的希望之火，面對“虎豹沈沈臥九_”的社會現實，詩人如今只能低吟“九邊爛熟等雕蟲，遠誌真看小草同。枉說健兒身手在，青燈夜雪阻山東。”（見《己亥雜詩》）詩人的壹腔熱血被現實戕害的進退兩難，但即使是這樣，詩人也沒有徹底放棄戰鬥。雖然心灰意冷的現實和官場的詭譎使他心生“縮手”之意，但是在內心深處，與時勢抗爭的戰鬥熱情始終不減，內心依然欣賞枯樹“西墻枯樹態縱橫，奇古全憑壹臂撐”的堅毅，勉勵自己繼續戰鬥，頗似魯迅哲學，魯迅說過“真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淡的現實和淋漓的獻鮮血”，雖然心生倦意，但還是堅持在絕望的廢墟裏尋找希望，就算無力改變時局，也不忍心作壁上觀，明知是螻蟻撼大樹，還是要“頹波難挽挽頹心”，這種在絕望中堅持希望的精神給人以極大的震撼力。崇高性不僅僅蘊含在詩作給人的的審美感受裏，還表現為詩人本身的人性光輝，詩人作品中氣沖鬥牛的生機，來自於氤氳在字裏行間的批判性，死氣沈沈的社會不容許“人”的存在，而他“尊情”的詩學理論呼喚“真人”，在理學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當時，呼喊“尊情”口號很具有戰鬥的勇氣。最後以《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書懷》“欹斜噓浪震四方，即此難免群公_。”結篇，大風之夜讓作者輾轉難眠的不是壹己的得失榮辱，而是對國家命運的憂心，詩人壹生憂國憂民，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在彌留之際，他還打算到梁章鉅幕下參加抗英鬥爭，至死都在憂心國事，正如陸放翁《示兒》中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壹樣充溢著壹股天地間的浩然正氣。龔氏曾說自己的詩“歌哭無端字字真”，實質上，龔詩可謂是“真詩”，龔氏更謂是“真人”。來源：絲路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