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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的墳墓裏無處傾訴。這首詩是誰寫的?

蘇軾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以為然,刻骨銘心。千裏之外壹座孤墳,荒涼無處可談。即使相見不相識,也是滿臉塵土,鬢角如霜。

晚上,我突然夢見回家,小軒的窗戶正在裝扮。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斷腸處年年斷,月夜短散漫。

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蘇軾在密州(今山東諸城)出任周知。這時,詩人已經四十歲了,“茅毅”這個稱號指的就是這壹年。題目《記夢》是夢後的壹個筆記,內容是《夢見亡妻》。

“十年生死兩茫茫”,字的開頭就指出了夫妻死亡的時間——十年。蘇軾的妻子王符死於治平二年,正好是詩人寫下這首詞的十年之後。十年,無論長或短,都是有限的,但正如它橫跨生死之間,又是無盡的。所有人都知道生者和死者永遠不能相見。這裏的“生死”二字,講的是兩個世界的故事,用起來很痛苦。以至於下面的“兩茫茫”既有“壹無所知”的感覺,又有“永遠不知道”的感覺“不去想,就永遠忘不了”,畫家對死者的向往。“不”乍壹看是自相矛盾的,但細細體會卻是詩人更深層次的感受。說不就是思考。因為這種思念既是壹種無時無刻的有意識的思念,又是壹種難以中斷的無意識的思念,可以說是“無所不能消除這種感覺”(李清照《剪梅》),所以是“念念不忘”。王符死後,遷葬於四川眉山(蘇軾故裏),而蘇軾在壹千多裏之外的密州。死者在千裏之外,身邊沒有曾經的伴侶。如果墳墓下有靈,連個抱怨的荒涼地方也沒有。該是多麽孤獨和寒冷啊!在這壹點上,作者通過生者和死者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離,表達了對亡妻深深的思念和再也不能相見的遺憾。“即使相見不相識,也是滿臉塵土,鬢角如霜。”這是詩人的壹個假設。“相遇”,逝者依舊是我,而生者呢?這十年,正是圍繞著王安石變法,維新派與守舊派的鬥爭愈演愈烈。蘇軾被卷入這壹漩渦,仕途跌宕起伏,不斷被放職、左傾、移民,在蒼桑歷盡艱辛。他滿臉灰塵,太陽穴像霜壹樣。此時此刻,生者與死者若能相遇,必是“無知者”。這裏有詩人那種相見時不相識的遺憾,更多的是詩人回首往事時的苦澀嘆息。

下壇承接“會”寫夢,環境變化,意義相連。“夜夢忽歸家,小軒窗前,正在梳妝。沒什麽好計較的,只有千行淚。”正是因為有了“念念不忘,念念不忘”的刻骨銘心的懷念,才產生了詩人所描繪的夢境。夫妻在夢裏相遇,現實中時空的距離已經沒有了。美好的舊時光出現在我們面前——窗下,妻子正對著鏡子梳妝打扮,顯得安靜而幸福。然而卻是“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這裏是對“十年生死”這句話的反思。到了纏綿悱惻的時候就空虛了,到了見面的時候就慘了。畢竟夢是夢,夫妻相見也有夢裏的浪漫情調,哪怕這種浪漫是苦澀而悲傷的。現實中,丈夫對亡妻不可抗拒的向往,是另壹種情調。“年年料斷腸,月夜料短松崗。”詩人的思緒回到了上城的“孤墳”。矮松山指的是王符的墓地。唐開元年間,孔死後,有壹天,幽州官員張的妻子突然從墓中出來,寫了壹首詩給:“欲知斷腸處,明月照松山。”(《技巧之詩·第五異》)蘇軾用他的意思,想到了冷月下亡妻“千裏孤墳”的淒涼處境。這個代碼用得恰到好處,不著痕跡。又因為作者故意用了“預期收益”這樣的主動詞和“壹年又壹年”這樣的長時間單位,既包含了死者對生者的記憶,又增加了生者對死者的記憶,使這個詞有了生與死的雙重感覺,詞的分量壹下子增加了壹倍。王符十六歲時,嫁給了蘇軾。她才華橫溢,知識淵博。據《後傑錄》記載,正月當夜,王符見庭前梅花盛開,月色清朗,對蘇軾說:“春色勝秋色。”秋天是悲傷的,春天是愉快的。妳可以叫趙喝這朵花。”東坡高興地說,“這是詩人說的。“王符賢惠端莊,對蘇軾的仕途和為人處事給予了許多精辟的警示和指示。這些都被蘇軾寫進了王符的墓誌銘。由此可見,王符不僅是蘇軾生活上的伴侶,也是文學上的知己,事業上的妻子。不幸的是,王福26歲就去世了。這無疑是對詩人在生活和情感上的沈重打擊。正是因為對妻子的深情,生者的思念才如此持久。這壹點在“江城子”四個字裏表現得淋漓盡致。

縱觀全詩,詩人用樸實無華、近乎白話的文字寫出了真相,記起了夢想;虛實結合,孰輕孰重,沒有雕琢的痕跡,卻有深遠的意義。詩人選擇《江城子》的曲調來寫悼亡詩是恰當的。凡是有韻的地方,《江城子》的曲調都是平仄的,用在三字、五字、七字之間,使聲韻和諧,跌宕起伏。從內容上看,是表達了深刻復雜的感情。如前所述“即使相見,也應不知,面上蒙塵,鬢如霜”。因為參差不齊的句式,雖然我們看得懂,但卻韻味十足,讓人感到深深的悲哀。蘇軾曾在壹首詩中說,久別重逢的兄弟和兒子,“相見不如陌生,不如用語音的方式描述”,顯然未能達到這種意境。又如詩人用“欲知斷腸處,明月照松山”,填“料斷腸處年年斷,明月松短”,與《上城》“千裏孤墳,無處可談”相呼應,充分利用了詞中長短句的優勢,使人讀後有回味無窮之感。

以悼亡詩為題材的詞,是蘇軾的第壹首,也是詞發展史上的第壹首。這在詞的內容發展中有其獨特的意義。在此之前,文人寫的詞,涉及女性的,大多是為了玩弄妓女。因為大部分歌詞都是響應歌曲而寫的,而且大部分歌詞都是妓女。到了蘇軾開始轉變的時候,他不僅僅是為歌而寫,而是表達了他們的感情。比如他的詞《何心郎》(茹燕菲的《花之屋》),通過細致的描寫,讓壹個孤獨抑郁的少女形象活了過來。《江城子》又向前邁進了壹大步,不僅拓展了詞的題材,而且提高了詞的品格。

蘇門六君子之壹的陳師道,曾以“聲為天之巔,淚為泉之巔”來評價這首詞。讀這首詞,我們真的能看到它的每壹個字都浸透了血淚,能聽到作者的哀號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