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理論永遠不可能在真空中產生，它背後總是存在著心理、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它們是知識產生的動力。激發柏拉圖建構其理論的外因與笛卡爾明顯不同。柏拉圖是名門之後，生活在舊的貴族統治體制逐漸瓦解，新興商業階層和早期民主精神開始出現的時代。在此之前的兩百年間，社會條件和智力條件相互結合，逐漸削弱了舊貴族價值觀的道德權威。這種價值觀以荷馬和赫西俄德的神話為標準。隨著榮譽、忠誠、勇敢等舊價值以及貴族統治的自然權力的解體，平民價值觀取代了舊價值觀。但是柏拉圖認為，這種平民價值觀其實是貪婪和對權力的渴求，只不過有所掩飾而已。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所處的時代，這些新價值觀被以“智者”著稱的修辭學專家所教授。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看來，這些人似乎是在惡意歡慶壹個中心並非保持不變的世界。為了抵消智者的敗壞作用，為了維護能證明精英統治正當性的體制，柏拉圖不但要抨擊智者派，還要反對荷馬的權威地位，並代之以純粹理性。荷馬的著作體現出來的貴族價值觀是柏拉圖所希望支持的，但是荷馬除了用充滿詩意的言語喚起人們的感情，並未對這些價值觀做出任何辯護。如果柏拉圖要為這些價值觀作理性的辯護，他就必須以哲學（即理性的代言人）來取代詩歌（體現在希臘的神話和戲劇中）的影響力。17 世紀的笛卡爾面對的不是詩歌與哲學的對立，而是宗教與科學的對立。笛卡爾生活在新科學誕生的時期。他出生時，哥白尼去世才四十年。笛卡爾與伽利略、開普勒是同時代人。他去世時，牛頓才只有八歲。實際上，笛卡爾本人二十多歲時就發現了解析幾何，對科學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那時，新興科學與日俱增的力量已經開始挑戰教會日益衰落的權威。教會統治已有千年之久，但在笛卡爾出生前的兩百年間卻遭受了幾次巨大的挫折（各種教派內部分裂、不受世俗統治者的青睞、新教改革的產生）。教會不僅在竭力維系它所擁有的政治權力，而且也在竭力維系它對人類自身道德形象的監護權。正是在這方面，新興科學對宗教權威發出最直接的挑戰。1632 年，宗教法庭逮捕了伽利略，對他進行審判，並裁決他犯有瀆神罪，雙方的沖突達到白熱化程度。導致伽利略被捕的具體原因是他發表了壹篇文章，文中提到他發現木星有四顆衛星。人們也許不能馬上明白為什麽“木星有四顆衛星”這個觀點會威脅到宗教權威，下文將會就此作出說明。
伽利略事件威脅到以下傳統觀點：上千年來，人類“高貴”的觀念與以下這種觀念緊密相聯：上帝在宇宙的正中心創造了伊甸園（即“實在”的臍部），宇宙的其余部分像同心圓壹樣從伊甸園發散出來形成。這種觀念認為，人類上演的劇目是宇宙的核心劇目，宇宙中其他任何存在物只是作為人類劇目的見證人而被安排於此。這種觀念的作用在於賦予人類的行動以意義。即使某個人的生命充滿不幸（中世紀確實存在著大量不幸），至少這種不幸也是有意義的。因此，即使最悲慘的人類生存狀況，也有著某種高貴性。
但現在，人類生命的這種高貴觀念突然遭到哥白尼理論的威脅。哥白尼認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事實上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圍繞著太陽運轉（因此日心說而不是地心說才正確）。如果地球只是在太空中飛馳的天體，並不比宇宙中其他天體具有更多或更少的意義，那麽這個發現對於人類“高貴”的觀念來說意味著什麽？（弗洛伊德曾經說過，人類的高貴性遭受過三次致命打擊：第壹次，哥白尼發現人類不是宇宙的中心；第二次，達爾文發現人類是壹種動物；第三次，弗洛伊德發現這種動物有病。）但有個科學事實阻止了哥白尼的激進理論在當時大獲全勝。這個事實無可爭議，即月亮圍繞地球轉。如果日心說是正確的，月亮為什麽還會繞著地球轉呢？為什麽月亮不繞著太陽轉，就像地球按理應該繞著太陽轉那樣呢？現在妳就能夠明白伽利略發現的意義了。如果木星的衛星圍繞木星運轉，那就證明衛星可以圍繞並非宇宙中心的行星運轉。這個證明把地心說理論的最後支柱也拆除了。
與伽利略類似，笛卡爾發現他自己處於某種尷尬境地。他本人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並不希望與教會當局發生沖突。但他剛剛完成了壹部有關物理學的手稿《世界》，他知道其中許多章節與伽利略的觀點壹致。所以他沒有出版這部手稿，而是決定寫壹本哲學著作，創造壹種智性的和諧氛圍，調和科學和宗教。他想要表明，成為“篤信宗教的科學家”並不會自相矛盾。實際上，他想表明，科學本身的可能性以某些神學假設為先決條件。他將此書命名為《第壹哲學沈思集》，並把它獻給“最博學、最傑出的人：巴黎神學院的院長和聖師們”。
笛卡爾在題辭中對索邦（巴黎神學院的別名）的神學家們阿諛奉承、卑躬屈膝，但在寫給他的朋友麥爾賽納神父的信中，他卻用了壹種非常不同的語調，“我想說（並且僅僅在我倆之間說），這六個沈思包含了我物理學的所有基本觀點。但是請為我保密，因為如果他們（神學家們）知道，就不會樂意接受我的觀點了。”
在我看來，笛卡爾成功地完成了任務。就我所能確定的範圍來看，天主教教義在此沒有與科學發生正面沖突。笛卡爾已經證明這種沖突並非不可避免。我認為，當今大多數對科學理論的宗教式反對似乎都來自某些新教陣營（例如，反對教授達爾文的進化論）。新教教徒們也許仍在等待著他們的笛卡爾出現吧。
我們接下來討論笛卡爾在《沈思集》中所建立的認識論。笛卡爾在該書第壹段就宣布了他的宏偉計劃：“如果我想在科學上建立起某種堅固可靠、經久不變的框架，就必須徹底認真地擺脫之前接受的所有觀點，然後在此基礎上重新開始。”
請註意這段文字中的關鍵比喻，該比喻源自木匠業。知識被比作壹座大廈，所有的上層結構都依賴於地基，地基打得有多牢固，大廈就有多堅固。（妳會發現，哲學家們經常圍繞關鍵比喻展開其觀點。比如，妳可以想想太陽和陰影的比喻在柏拉圖思想中起的作用。）笛卡爾繼續寫道：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笛卡爾所用的方法，即著名的懷疑方法。懷疑方法有壹個經典表達：萬物皆可懷疑（De omnibus dubitandum est）。這個經典表達要求笛卡爾懷疑任何命題，只要能夠找到哪怕壹點點的懷疑理由。註意，懷疑方法與法庭不同，它並不要求懷疑具有合理性；相反，任何可能的懷疑都足以使命題無效。所有這些懷疑都有壹個目的，即試圖找到某個不能被懷疑、不容置疑、絕對可靠的東西。這種絕對的確定性如果存在，將會是知識大廈的基礎。
我將繼續前進，躲開我能夠想象出有壹點點可疑的什麽東西，就好像我知道它是絕對錯誤的壹樣。我還要在這條路上壹直走下去，直到我碰到什麽可靠的東西，或者，假如我做不到，至少直到我確實知道世界上沒有什麽可靠的東西。
笛卡爾並沒有將他的準則“萬物皆可懷疑”作為生活方式加以推崇。這個準則是哲學遊戲的壹部分，但卻是嚴肅的遊戲。遊戲的目的是發現知識的基礎，如果確實存在有待發現的基礎。如果這個基礎不存在，人們就會放棄遊戲，回歸到真實的生活。但他們回來時帶來的犬儒主義，將比進行這個遊戲之前還要嚴重，因為他們已經“知道”知識這種東西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意見、傳聞、偏見和激情。“知識大廈”建立在流沙之上。笛卡爾的方法就是他本人為“中心保持不變嗎”這個問題找尋確定答案的方法。
我們接下來回到《沈思集》的方案。笛卡爾繼續寫道：
直到現在，凡是我當作最真實、最可靠而接受過來的東西，我都是從感覺或通過感覺得來的。不過，我有時覺得這些感官是騙人的；為了小心謹慎起見，對於騙過我們的東西就決不完全加以信任。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笛卡爾在掀掉知識大廈的腐朽房梁時，用的不是撬棍而是推土機。既然感覺是眾所周知的騙子，它們就應該受到徹底的懷疑，這就意味著壹切建立在感覺基礎上的信念（畢竟，大多數信念都以感覺為基礎）都應被拋棄。但是，笛卡爾突然懷疑自己也許把大廈搗毀工程推進得太快了。他說：
可是，雖然感官有時在不明顯和離得很遠的東西上騙過我們，但是也許有很多別的東西，雖然我們通過感官認識它們，卻沒有理由懷疑它們：比如我在這裏，坐在爐火旁邊，穿著室內長袍，兩只手上拿著這張紙，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我怎麽能否認這兩只手和這個身體屬於我呢，除非也許是我和那些瘋子相比？那些瘋子的大腦讓膽汁的黑氣擾亂和遮蔽得那麽厲害，以致他們盡管很窮卻經常以為自己是國王；盡管壹絲不掛，卻經常以為自己穿紅戴金；他們幻想自己的腦袋或者是陶制的，或者只是南瓜，或者是玻璃做的。但是，他們是瘋子，如果我也和他們相比，我的荒誕程度將不會小於他們。
所以，這就是勒內·笛卡爾，穿著睡衣獨自坐在壁爐前的桌子旁。（他的舞臺與蘇格拉底的相當不同，蘇格拉底在雅典的街頭進行哲學探討，從本質上將哲學視作壹種社會活動！顯然，自希臘時代以來，思維的觀念已發生巨大的變化。）笛卡爾盯著自己的手思索，“這是我的手。”他怎麽可能錯誤呢？只有瘋子才會盯著自己的手懷疑這不是自己的。如果妳下課以後看見有人坐在校園的草坪上，盯著自己的手，並且對妳說：“我不確定這是我的手。”妳不會說：“妳是個哲學家！”而會說：“神經病！”笛卡爾對此完全清楚，但在極端懷疑論的限制下，他確實懷疑過他是否正在看自己的手。（順便說壹下，妳註意到笛卡爾對瘋狂絕妙的巴洛克式的描述了嗎：“……小腦……讓膽汁的黑氣擾亂和遮蔽得那麽厲害……”）笛卡爾接著寫道：
同時，我必須記住……我有睡覺的習慣，我的夢裏會出現跟瘋子們醒著時所做的壹模壹樣、有時甚至更加荒唐的事情。有多少次我夜裏夢見我在這個地方，穿著衣服，在爐火旁邊，雖然事實上我壹絲不掛地躺在我的被窩裏！……我提醒自己，我時常在睡夢中受到這些假象的欺騙。細想之下，我分明看到沒有什麽確定不移的標記，使人能夠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夢，這不禁使我大吃壹驚。
妳明白笛卡爾的觀點了嗎？妳能駁倒他嗎？妳能想出壹個檢驗方法證明妳現在不是在做夢嗎？顯然，掐自己（像連環畫中的人物那樣）是不管用的，因為很可能妳是在夢中掐自己。同理，妳也不能問妳的鄰居“我是在做夢嗎？”妳可能是在夢中夢到她的各種回答。事實上，笛卡爾似乎讓我們壹籌莫展，因為駁倒他的唯壹方法就是想出不可能出現在夢中的檢驗方法。但是任何檢驗方法，只要妳能想到，妳就能夠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