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誌”和“詩緣情”是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論史上的重要命題，二者的內涵及其因時代不同而產生的內涵演變關系頗為學術界重視，有關“詩言誌”之“誌”和“詩緣情”之“情”的討論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詩歌本質的認識。但是，至今仍然有壹個重要問題被懸置而未為人們充分註意並予以探討，這就是“詩言誌”、“詩緣情”兩個概念中的“詩”。其實，“詩言誌”之“詩”與“詩緣情”之“詩”因提出的背景不同，其內涵是不同的。明確二“詩”所面臨的不同的歷史背景和不同的闡釋對象，有助於深化傳統詩學的研究。先秦詩論中，“詩言誌”基本上是指導閱讀詩歌的理論，包含閱讀功能和閱讀形式兩大主要方面，並形成了賦“詩”以言“誌”的傳統；而在魏晉詩論中，“詩賦欲麗”、“詩緣情而綺靡”是指導詩歌創作的理論。因此，我們在討論言誌與言情之間“誌”與“情”的分合和轉換時，也應該將學術界對於二者關系的內容差異分析轉換為對於二者體和用的分合和轉換的闡釋。
從文化發生學角度來思考詩學理論和詩歌形式時，壹些問題是不好輕易繞開的：先秦兩漢的詩學理論是圍繞什麽樣的詩歌內涵展開的？先秦兩漢的“詩言誌”和魏晉的“詩緣情”如何由不同的價值指向和內涵規定而巧妙地合二為壹，為新詩的發展鋪平道路？緣此，我們又會發問：中國成熟的詩歌誕生早在西周初年，為何文人五言詩的成熟要到東漢末年？本文試圖論述相關的兩大問題：“詩言誌”之“詩”非“詩緣情”之“詩”，五言詩形成遲緩的原因以及五言詩的產生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