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分析這篇文章首先要認識到我們與作者所處時代的差異，遵循“知人論世”的原則，對作者的思想和創作心態做壹番深入細致的考察，消解作品的歷史偏見，獨得自己的見解。那麽，讓我們先分析壹下這篇詩歌的創作緣由吧。在與白居易同壹時代的史學家和傳奇作家陳鴻曾寫過壹部《長恨歌傳》，而在這部書的最後部分提到了有關白居易作《長恨歌》的壹些事情。陳鴻告訴我們《長恨歌》是白居易應唐人王質夫的要求作的。是要白居易用他“深於詩，多於情”的稟賦“為歌之”、“潤色之”，使這壹“希代之事”能夠保持長久。而王質夫屬白氏作詩的目的是有“警戒”意味的。在《長恨歌傳》後文也提到了“怨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的目的。所以，這就是白氏為詩的“動機”，但並不能稱之為“主題”。
緊接著又出現另壹個耐人尋味的疑問，在白居易完成《長恨歌》壹詩後，為何請陳鴻為之作傳呢？眾所周知，《長恨歌》和《長恨歌傳》的寫作手法和感情基調有很大的不同，陳鴻純敘事性的方法和客觀冷靜的視角使他本人更易抽身於男女歡愛之外，更易直抵“鑒訓為本”的目的。既然如此，不妨說白居易要陳鴻為他的“詩”作傳，是出於某種“彌補”和“填充”或是“潤色”的目的。索性說明白，白居易創作《長恨歌》時的“忘我”使其忽略了本人與“詩中事”的距離，以致最終作品主題與原始動機發生偏差。當他意識到這點時，詩作已成，無可更改。他利用陳鴻史家的長處為詩作“傳”，彌補了這個他自己認為是問題的“問題”。
因為，壹直以來，人們是為詩中優美的文辭和韻律所陶醉，更為唐玄宗與楊玉環的纏綿悱惻、“忠貞不渝”的“愛情”所傾倒。人們認為，《長恨歌》的主旨就在於歌頌李楊之間生死不渝的愛情，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長恨歌》甚至被視為古代愛情詩的經典之作。當然，詩人在詩作成之後也認識到這壹點，所以也就有了後來陳鴻所作的《長恨歌傳》。
那麽，盡管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說明，白居易《長恨歌》的寫作初衷與作品的實際主題存在著明顯的偏差，即是說《長恨歌》的主題早已偏離了即定的“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但是，關於本詩的諷喻說自古壹直流傳至今，而它的愛情詩說是近代才大量出現的。其實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從《長恨歌》本身說起。在本詩的第壹節，可以說詩人還是很清醒的，此時他並未忘記其寫作動機，所以就有了“漢皇重色思傾國”等句。在陳婉俊補註的《唐詩三百首》中，“漢皇重色思傾國”壹句作了如下旁批：“七字壹篇總綱。思傾國，果傾國也。欲而得之，何恨之有。”其中對李楊之戀及其導致的結果充滿了否定和批評。他的“思傾國”為總綱正是持“諷喻詩”的論點。而諷喻說者也壹直持這種論點。再者，在古代封建社會，從當時的道德立場和社會立場上，多數人是不會提出愛情說的，更不可能支持這壹論點。所以，這首詩的真正主旨就湮沒在了滾滾的歷史紅塵之中。
然而，所要批駁的是，但就全詩的敘事結構來看，這個“首句為綱”的說法是立不住的。按陳婉俊的理解，“漢皇重色思傾國”的意思是說，由於重色輕朝政，最後連國運都給葬送了，這難道還不值得警戒嗎？也正是出於這樣的理解，他才會發出“思傾國，果傾國也”的喟嘆。“傾國”之於他是“葬送國運”的彌天大罪，非得諷喻匡正不可。但若是讓我們考察壹下詩句的邏輯聯系和典故來源，便會發現更合理，更恰當的詮釋：首先，“漢皇重色思傾國”不是壹句完整的詩，它與緊接下來的“禦宇多年求不得”存在內在的，構成整體的聯系。僅僅半句話堪為全詩之“綱”，恐怕是真的玄了點兒。在這裏，“漢皇”是春秋筆法，借漢武帝寫唐玄宗。壹提起“武帝之戀”，便會立即想起有關李夫人的“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壹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再難得”。所以說，“傾國”在這裏化作了亭亭玉立、絕世而存的美女形象，“思傾國”正是“懷佳人兮不能忘”的情結。“禦宇多年求不得”的正是這樣的“傾國美女”。開頭兩句十四個字，僅僅是“愛”的開端，而並非什麽“傾覆天下”的絕筆。既然是這樣，“思傾國”的諷喻說便不能成立了。
既然明確了《長恨歌》不是諷喻詩，也同時認清了《長恨歌》創作動機與實際主題的偏差，但是與此同時，我們要註意區分的是另兩個重要的概念，《長恨歌》寫的是愛情，但不能說它的主題就是純粹的“愛情”本身。
從全詩的結構分析，前三十句是“醒時同交歡”的朝朝暮暮情景，愛之深切是浮出字面的。寫安史之亂西逃蜀中過程的僅僅有短短四句，可見“政治教化”在本詩中並不占有重要位置。寫馬嵬兵變，貴妃之死的有八句，極盡無能為力、血盡淚垂的悲慟。然而寫貴妃死後，朝思暮想，睹物憶人，海上仙山故事卻占了大半部分的篇幅。所以說，盡管是以愛情為題材的敘事詩，仍然不可將其主題簡單地界定為壹個“愛”字，因為描寫現世愛情的篇幅委實不多，更多的是繁華散盡後的綿綿相思和悠悠長恨，悲壯而冷漠。
我們似乎還應有所註意的是，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敘事的“立場”發生了自然的轉移。起初，作者站在第三者旁觀的角度上向讀者娓娓道來壹個淒美的愛情故事，詩人是旁觀的。然而這樣和諧的敘事立場卻隨著後來的驚世變亂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種種的心靈體驗和感受，包括後面“海上仙山”的故事，都給人壹種身臨其境的感覺。這些都說明，詩人已不是再用第三者的敘事立場來向讀者們講述壹個愛情的故事，而是置身其中，把自我的心路體驗和感受用“玄宗獨白”的方式表現出來。那麽，這種現象在作品中如此明顯的出現究竟是不是壹種反常的現象？詩人為何會把自身感受與玄宗心境貼合得那樣自然？這是否說明詩人將自己的所感所想融入到玄宗這個角色之中呢？
其實，在這其中還另有隱情。令人丁毅、方超在《（長恨歌）評價管窺》壹文中認為，此詩是白居易借對歷史人物的詠嘆，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說，詩人年輕時與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靈相愛，但由於門第觀念和風尚阻礙，沒能正式結婚。分手時，詩人寫了“不得哭，潛別離；不得語，暗相思；兩心之外無人知……彼此甘心無後期”的沈痛詩句。文章指出，《長恨歌》作於作者婚前幾個月，詩人為失去與湘靈相會之可能而痛苦。在《白居易集》中有壹首創作長恨歌五年之前（即貞元十六年）的詩歌頗值得關註：
寒閨夜
夜半衾綢冷，孤眠懶未能。
籠香銷盡火，巾淚滴成冰。 為惜影相伴，通宵不滅燈。
這種詩在白居易的壹生裏都是很少見到的。脂粉氣和閨怨氣極濃。歷代選本對該詩的評註也都是含糊其詞。不禁又聯想起傳說中白居易青年時期與徐州女子湘靈的愛情悲劇。其實，這種跨越世俗之戀，從它的壹開始便註定了悲劇的孽根。玄宗與貴妃的愛情，不也是壹樣嗎？所以，正是這樣復雜和矛盾的心靈痛苦，壹方面是對貴妃身世命運的不平，壹面又是融入了玄宗強烈的思念與感傷，便生成了《長恨歌》的主題。
至此，我們已經比較徹底地分析了《長恨歌》的種種。由此也可以得出結論，那就是，我們並不能簡單的把這首詩歸結為諷喻詩或者是愛情詩，它是在壹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由於詩人的特殊經歷
和特殊心情，也由於它的寫作動機與文章本身的不同壹而造就的特殊的成功的失敗之作。也許，就詩歌而言，就是壹篇千古的“長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