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是公認的中國第壹部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評論，而《人間詞話》則是王國維回歸中國傳統文論的經典之作，但事實上，《紅樓夢評論》是《人間詞話》的理論先聲！
《紅樓夢評論》與《人間詞話》在邏輯上的壹致性。《紅樓夢評論》第壹章論“人生及美術之概觀”，是《紅樓夢評論》的理論基礎，但所論非《紅樓夢》（美術）所表現的人生，在最末壹段才推出“吾人於是得壹絕大著作曰《紅樓夢》”。第二章論《紅樓夢》之精神，開頭先引哀伽爾的詩，認為“哀伽爾（維吉爾）之問題，人人所有之問題，而人人未解決之大問題也。”然後說“自哲學上解此問題者，則二千年間，僅有叔本華之《男女之愛之形而上學》耳。詩歌、小說之描寫此事者，通古今中西，殆不能悉數，然能解決之者鮮矣。”王國維運用層層剝筍的方法，如特寫鏡頭壹般地推出“絕大著作”《紅樓夢》：“《紅樓夢》壹書，非徒提出此問題，又解決之者也。”（6頁）然後論其美學上、倫理學上之價值。《人間詞話》定稿亦是開頭9則為評詞之理論基礎，第1則指出“五代北宋”詞“獨絕”在於“有境界”，接下來也並不論述“五代北宋”詞如何“獨絕”。第10則至54則大體以時代先後順序論詞如何“有境界”，但開頭所論也並非詞人，而是被稱為“詩仙”的李白：“太白純以氣象勝”。在具體評詞過程中，也穿插了詞之精神、美學上之價值、倫理學上之價值等，55則至64則也大體相當於《紅樓夢評論》之“余論”。
壹、第壹章“人生及美術之概觀”
雖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腳地”，但開篇不直接進入叔本華理論，而是從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與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切入，這也能看出我們王國維自覺於“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古代哲學不僅為其文學思想之壹來源，而且也是叔本華“生活之欲”及“悲劇”理論的接受基礎。人們為了“保存自己及種姓”的生活，“欲之如此其切也，用力如此其勤也，設計如此其周至也，固亦有其真可欲者存歟？吾人之憂患勞苦，固亦有所以償之者歟？”於是我們不得不熟思並審考生活的本質。“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從《紅樓夢評論》的行文方法可以看出，“探其本”是其壹貫的思維方式：從生活之“本”到美術之“本”，實際上都是人性之“本”。人生如鐘擺壹樣，在痛苦與厭倦之間往復，而厭倦也是壹種痛苦，不厭倦不痛苦自然是快樂的，而追求快樂的努力卻是痛苦的，因此快樂與痛苦也如鐘擺壹樣往復不絕，“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壹而已矣。”（2頁）總之，苦痛多於快樂，且苦痛是永恒的。為了滿足欲望，減少痛苦，人們就會增加知識以研究人與自然、與社會、與他人的利害關系，即我與物的關系，使之能趨利避害。從研究此物與我之關系進而研究此物與彼物之關系，興起各種科學，然大多是應用科學而不是純粹的科學。“故科學上之成功，雖若層樓傑觀，高嚴巨麗，然其址則築乎生活之欲之上，與政治上之系統立於生活之欲之上無以異。然則吾人理論與實際之二方面，皆此生活之欲之結果也。”（3頁）王國維在這裏非常明確地表示應用科學與政治壹樣是為了滿足生活之欲的，而當時的諸多文學理論與實踐也都是為了滿足生活之欲。這就是《紅樓夢評論》的價值所在，而《人間詞話》也是在這樣的認識之下寫作的。
在《人間詞話》中，研究者歧義最多的是定稿第3則與第4則：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壹優美，壹宏壯也。
不管研究者們贊賞其推陳出新或者質疑其生搬硬套甚至批評其生吞活剝，只要將《紅樓夢評論》中的這壹段話認真品讀，應該很清楚地知道《人間詞話》的很多思想在《紅樓夢評論》中有過詳細的論證：“茲有壹物焉，使吾人超然於利害之外，而忘物與我之關系。此時也，吾人之心無希望，無恐怖，非復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猶積陰彌月，而旭日杲杲也；猶覆舟大海之中，浮沈上下，而飄著於故鄉之海岸也；猶陣雲慘淡，而插翅之天使，賫平和之福音而來者也；猶魚之脫於罾網，鳥之自樊籠出，而遊於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於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於吾人物利害關系而後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實物而後可。然則非美術何足以當之乎？”（3頁）王國維在這裏用壹連串頗富文采的比喻，形象地說明美術如何表現“有我之境”的，太陽沖破烏雲、覆舟停泊故鄉、天使帶來福音、鳥魚遊於林海，皆是“由動之靜時得之”，此時“此物大不利於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誌為之破裂，因之意誌遁去，而知力得為獨立之作用，以深觀其物”（4頁），這樣的景象可謂“宏壯”。什麽樣的情形下呈現“無我之境”呢？“茍吾人而能忘物與我之關系而觀物，則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鳥飛花落，固無往而非華胥之國、極樂之土也。豈獨自然界而已？人類之言語動作，悲歡啼笑，孰非美之對象乎？然此物既與吾人有利害之關系，而吾人欲強離關系而觀之，自非天才，豈以其所觀於自然人生中者復現之於美術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與己無關系，而超然於利害之外。”（3頁）這正是“惟於靜中得”的“無我之境”，因為“強離關系而觀之”，“吾心”處於“寧靜之狀態”，所以“優美”。對定稿第6則詞話我們在此也能找到源頭：“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壹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悲歡啼笑，不就是人的喜怒哀樂嗎？
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此段對定稿第5則亦有闡釋：“自然中之物，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系，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華胥之國、極樂之土則理想家所寫，而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鳥飛花落，則是寫實家所關註的。
王國維提出欣賞美術時的心態應該是“美術之為物，欲者不觀，觀者不欲”，這實際上就是“境界”。因為“藝術之美所以優於自然之美者，全存於使人易忘物我之關系也。”（4頁）《人間詞話》定稿第7則：“‘紅杏枝頭春意鬧’，著壹‘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壹‘弄’字，而境界全出矣。”“鬧”與“弄”本來全是人之行動與心理，紅杏不會在枝頭“鬧”出春意，月也不會將雲沖破讓花“弄”影，從自然現象來看，紅杏“鬧”與花“弄”影都是不可能的，寫入美術之中的只能是虛構的“理想”狀態，因此必須放棄紅杏與枝頭與春意本來的關系，月與雲與花之間的限制，但是美術中的虛構又不能隨意編造，而要遵循自然的法則，如康德所說的創造出“像似另壹個自然”來，將之行動、心理投射到紅杏、枝頭、雲、月、花等上，它們也都有了靈性，因此“寫實家，亦理想家”、“理想家，亦寫實家”。
王國維認為，“眩惑”是與“優美”與“壯美”相對的，“優美”與“壯美”“使吾人離生活之欲，而入於純粹之知識”，而“眩惑”則剛好相反，“又使吾人自純粹知識出，而復歸於生活之欲”。（5頁）這也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批評的，如定稿32則：“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遊雖作艷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為什麽美成與永叔的艷詞有娼妓與淑女之別呢？就因為永叔之艷詞在於“描寫人生”，而美成之艷詞僅僅在於描寫“生活之欲”。
《紅樓夢評論》與《人間詞話》的核心在於認為美術的目的在描寫人生，也就是“探其本”：“美術中以詩歌、戲曲、小說為其頂點，以其目的在描寫人生故。”（5頁）因此，王國維文論的現代性不僅僅表現在使用了西方文學、哲學、美學批評術語，而在於對中國傳統美術（文學）所表現的“生活之欲”的壹種反叛。所以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著重回答的是什麽詞“有境界”，即只有“描寫人生”的作品才是“有境界”的，而不是著重闡釋什麽是“境界”。所以，《人間詞話》第9則：“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
二、第二章“《紅樓夢》之精神”
《紅樓夢》第壹回通過女媧補天的神話形象地依照自然“虛構”了壹塊被棄在青埂峰下靈性已通的頑石的欲望即“補天”，此欲卻沒有實現，因為無才沒有入選，於是“痛苦”。
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不僅描寫了人生的欲望與苦痛，而且還寫出了解脫之道。讓許多人誤讀的是，以為王國維認定《紅樓夢》的價值只在於給出了如寶玉出家般的解脫之道，所以也常為人詬病，但筆者認為，王國維所謂《紅樓夢》的“解脫之道”的意義在於，《紅樓夢》不僅描寫了人生的欲望與苦痛等生活現象，而且還深入思考了人生為什麽會生欲望與苦痛，並無限往復，如何才能解脫等哲學問題。所以，他說：“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於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鬥，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壹切美術之目的也。”（9頁）《紅樓夢》與《浮士德》同為描寫人類苦痛與解脫的大著，但寶玉的解脫不是早就有非凡的知力洞徹了宇宙之本質，只有絕生活之欲才能解脫人生的苦痛。所以王國維說有兩種解脫之道，“壹存於觀他人之苦痛，壹存於覺自己之苦痛。”（8頁）《紅樓夢》中的紫鵑、惜春屬於第壹種，但這是超自然的，神秘的，宗教的，平和的解脫，非常人所能。只有寶玉的解脫才是自然的，人類的，美術的，悲感的，壯美的，文學的，詩歌的，小說的，換句話說，寶玉的欲望、苦痛、解脫以其真切、自然、不隔，語語都在目前，“寶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9頁）
然而，王國維的最大貢獻在於發現了《紅樓夢》之“精神大背於吾國人之性質，及吾人之沈溺於生活之欲而乏美術之知識有如此也。”（9頁）如果我們沿著這樣“發現之旅”去品讀《人間詞話》，就不會對“五代北宋所以獨絕者在此”的判斷感到不可理解了，雖然《人間詞話》所舉的大部分作者與作品都是大家公認的，但也有壹些作品是歷代詩話詞話很少提及的，其原因就在於以獨特、真切、自然之個人“境界”表現“人人”之“性質”，如《紅樓夢》壹樣，真正“有境界”的詞，應該是“哲學的”、“宇宙的”、“文學的”，也就是說真正的“美術”應該回到文學本體上來。
三、《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
“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10頁）在此，王國維提出了壹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傳統的中國文學的取向是為了取悅讀者，而不是真切、自然地“描寫人生”，因為人生不可能總是以喜劇呈現。當然，王國維認為《紅樓夢》與壹切喜劇相反，是徹頭徹尾的悲劇，目的是為了突出《紅樓夢》之價值，尤其是肯定其“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對傳統的中國作壹個撥亂反正，並非只有悲劇才是真正的文學。
因為傳統的中國文學總是喜歡樂天的“大團圓”結局，“故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令其終，而惡人必離其罰：此以吾國戲曲、小說之特質也。”（11頁）實際上，王國維要說的是，傳統的中國文學有壹個“習套”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特別強調外在的、不可知、神秘的因素對人生的規定作用，缺少真實、自然的人性與人情，這樣寫出的作品即便是受到讀者的喜愛，但怎麽能說“不隔”呢？“樂天”的精神也與“憂生”、“憂世”相對。《人間詞話》定稿25則：“‘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雕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在誰家樹’似之。”
叔本華說，悲劇有三種，第壹種是極惡之人造成的，第二種是盲目的命運造成的，第三種悲劇則是普通人的悲劇，由於劇中人的位置、關系等相互作用不可不產生的悲劇。第三種悲劇是王國維認為真正的文學應該表現的悲劇：“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11頁）這種悲劇遠比第壹種、第二種悲劇感人，因為前兩種悲劇雖令人恐懼，但並不是普通人物人人都可能遭遇的，旁觀這樣的悲劇最多只令人唏噓感嘆，因為有著距離，所以“隔”。而第三種悲劇，則是隨時隨地都可能降臨到每個人面前，“且此等慘酷之行，不但時時可受諸己，而或可以加諸人；躬丁其酷，而無不平之可鳴：此可謂天下之至慘也。”（12頁）這種悲劇是人人不可避免的，所以“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壹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真景物、真感情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而已。只有這樣的“真景物”、“真感情”才能使讀者動情、動心，凡是稍有審美意識者，都有這樣的經驗：感同身受才不隔。
“昔雅裏大德勒於《詩論》中，謂悲劇者，所以感發人之情緒而高上之，殊如恐懼與悲憫之二者，為悲劇中固有之物，由此感發，而人之精神於焉洗滌。”（13頁）因此倫理學上的價值與美學上的價值是相合的，真正的美術不僅能給人以真（精神）、還能使人感受到美（美學上的價值）、進而還讓人受到心靈的蕩滌與凈化以達成善（倫理學上的價值），這不僅僅是《紅樓夢》的價值，也是《人間詞話》以“境界”評詞的價值。“叔本華置詩歌於美術之頂點，又置悲劇於詩歌之頂點；而於悲劇之中，又特重第三種。”（14頁）因此，《人間詞話》說：“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
四、《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
“境界”壹詞出現在“倫理學上之價值”壹章。雖然“境界”在《紅樓夢評論》之前發表的《孔子之美育主義》壹文中多次出現，但此文被認為是王國維的翻譯之作，而且境界壹詞又是對英文“state”的翻譯。而《紅樓夢評論》則是可以確定為王國維的第壹篇現代文論，因此這裏的“境界”與《人間詞話》中的“境界”有同構關系。“近使人日日居憂患者，言憂患，而無希求解脫之勇氣，則天國與地獄，彼兩失之；其所領之境界，除陰雲蔽天，氵且洳彌望外，固無所獲焉。”（14頁）王國維認為，如果只有憂患，而不積極努力尋求解脫之道，其所處的“境界”就是壹片黑暗，這裏“境界”的意思還著重在“境”，空間感非常明顯，但也有時間之感。如黃仲則之《綺懷》詩：“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
王國維何以認為寶玉之解脫為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呢？根本原因不在於解脫，而在於寶玉的解脫代表著人與文學從傳統的倫理的、政治的、世俗的附庸之下解脫，對傳統倫理道德而言，寶玉“固世俗所謂絕父子、棄人倫、不忠不孝之罪人”，但卻是找到“真我”的人。“若開天眼而觀之，則彼固可謂幹父之蠱者也。知祖父之誤謬，而不忍反覆之以重其罪，顧得謂之不孝哉？”（15頁）在王國維看來，寶玉的解脫不僅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不忍讓祖輩、父輩的謬誤重蹈覆轍，應該稱之為大孝！從美術上言，《紅樓夢》扭轉了傳統小說的誤謬，從詩歌而言，李後主也扭轉了傳統詩詞的誤謬。所以《人間詞話》定稿15則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壹般庸常者只看到眼前的表象，只有“開天眼而觀”世界的天才能“眼界”大，“見者”真，“感慨”深了。
《紅樓夢評論》不僅有“境界”壹詞，而且還特別討論了“有無”與“真”的關系。“夫以人生之無常，而知識之不可恃，安知吾人之所謂‘有’非所謂真有者乎？即真無矣，而使吾人自空乏與滿足、希望與恐怖之中出，而獲永遠息肩之所，不猶愈於世之所謂有者乎！然則吾人之畏無也，與小兒之畏暗黑何以異？自己解脫者觀之，安知解脫之後，山川之美，日月之華，不有過於今日之世界者乎？”（15頁）通常生活之境況被“欲”所遮蔽，自然不能看到“真”“境界”，此所謂撥雲見日，即見“真”也。
王國維還對美術的價值作了精辟的論述：“美術之價值，對現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絕對的價值也。其材料取諸人生，其理想以視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趨於其反對之方面。如此之美術，唯於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價值耳。……美術之價值，存於使人離生活之欲，而入於純粹之知識。”（16頁）王國維實際上在此接觸到了讀者接受的核心，美術的價值並不是對任何時代的任何人都有價值，或者說產生***鳴。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將此理論運用於詞的創作方法：“‘西風吹渭水，落日滿長安’，美成以之入詞，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為我用。”（《人間詞話》手稿47則）
五、余論
首先批評當時讀小說者是以“考證之眼”讀之，紛紛考證書中主人公是誰，這自然是針對當時那些“索引派”而言。“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19頁）這是王國維文藝思想的核心，也可以說是其“通”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在文藝思想中的具體體現。“個人”則是“小我”，處處“有我”，“人類全體”則是“大我”，便是“無我”。只有“善於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所以“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生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人間詞話》定稿18則）
王國維認為，《紅樓夢》的主人公，不管是賈寶玉，還是“子虛”“烏有”先生、納蘭容若、曹雪芹都可以，因為只要能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的美術都是成功的作品，其表面是講對考據、索引派的態度，實際上談的是審美理想。如果因為納蘭容若的詞中有“紅樓”、“葬花”等語，就認為賈寶玉為納蘭容若，未免太牽強了，因為詩人與小說家的語言往往有很多“偶合”之處，即“造境”造出了“像似另壹個自然來”。如果因為《紅樓夢》第壹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壹語就認為主人公為曹雪芹自道生平，那就不是小說，而是自傳了，之所以讀者讀之覺其“真實”，正是因為“寫實家亦理想家”。“如為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作者必為兵家”，自然這是無稽之談了。這裏的“境界”與席勒之“state”（狀態）相近了。我們還可註意的是，王國維在此引用了叔本華《意誌及觀念（表象）的世界》壹大段文字，其中的“階級”壹詞值得我們深思，因為此“階級”與《文學小言》第5則即《人間詞話》“三境界”說的“母本”“三階級”在內涵上極其吻合。“人類之美之產與自然中者，必由下文解釋之：即意誌於其客觀化之最高級（人類）中，由自己之力與種種之情況，而打勝下級（自然力）之抵抗，以占領其物力。且意誌之發現於高等之階級也，其形式必復雜。”
而此章討論《紅樓夢》主人公究竟為誰的關鍵詞，正是《人間詞話》中明確提出的“造境”與“寫境”：“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人間詞話》定稿2則）叔本華說：“故唯自然能知自然，唯自然能言自然，則美術家有自然之美之預想，固自不足怪也。”（22頁）無論是“造境”還是“寫境”，只要以真切、自然之人、事表現人類全體之情、理，都是“大詩人”，作品都“有境界”。在引述了叔本華關於美術之源的壹大段話之後，王國維寫道：“由此觀之，則謂《紅樓夢》中所有種種之人物、種種之境遇，必本於作者之經驗，則雕刻與繪畫家之寫人之美也，必此取壹膝，彼取壹臂而後可。”（22頁）之後魯迅所謂“雜取種種，合成壹個”也當是“造境”。
之所以將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通於《人間詞話》，是因為王國維將叔本華繪畫、雕刻之論通於詩歌、小說的啟示。王國維以《紅樓夢評論》“破”“國人”之“惑”，而今品讀《人間詞話》也應該從作者王國維出發才能“破其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