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周民歌,尤其是漢樂府民歌的直接哺育,漢末建安時期,文人們開始寫出壹些現實主*義的詩歌,如辛延年的《羽林郎》、曹操的《薤露行》,以及王粲、陳琳、曹植、蔡琰等人的壹些作品。但他們都未能充分發揚現實主*義的傳統。建安後,現實主義更逐漸轉入低潮,晉宋之間,“莊老告退,山水方滋”,梁陳以後,宮體猖獗,更脫離現實。至初唐陳子昂倡導漢魏風骨,反對齊梁的“采麗競繁”,現實主義詩歌才略見起色。陳子昂在文學上表現出極強的革新精神。他以對建安風骨所作的理論概括標舉自己的美學理想,以齊梁詩歌所作的藝術批判提出了詩風革新的主張,強調詩歌的“風骨”、“興寄”。所謂興寄,是通過對事務的歌詠來表現詩人憂國憂民的意見;而風骨,則是將明朗的思想感情透過質樸有力的語言表現出來,形成壹種爽朗剛健的風格。陳子昂的詩歌創作完全擺脫了齊梁詩風的影響,堅持實踐自己的文學主張。他在詩歌中著力摒棄華麗辭藻和對偶形式,註重反映豐富深刻的現實生活,抒發激越昂揚的思想感情,創造出雄健質樸的
藝術風格。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和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其基本內容,就是帶有強烈自我意識的、充滿進取精神的對政治、道德、命運等壹系列根本問題的觀點與思考。“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杜甫、韓愈的這些頌揚之詞,均高度肯定他在唐詩發展中的創建之功。到了盛唐後期,杜甫是那個大亂年代造就的偉大詩人。他緊貼時代的脈搏,直面酷的現實,客觀真實地描繪那個萬方多難的時代面貌,嘔心瀝血地抒寫自己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懷,用如椽巨筆譜寫出時代的宏偉篇章。在詩歌藝術上,他堅持轉益多師,奮力開拓。在創作中以集前人之大成的卓越成就,為後世詩歌樹立了不朽的典範。在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過程中,杜甫占有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他把現實主義推向了壹個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階段。杜甫詩歌現存壹千四百多首,這些詩歌紮根於盛唐時代肥沃深厚的土地上,挺立在“安史之亂”狂暴的風雨中,是藝術而
真實地反映中國封建社會由極盛而驟衰、由大治而遽亂這壹歷史轉折關頭種種社會景象的壹部偉大“詩史”。在其卓絕千古的“三吏”“三別”中,杜甫更以憂國憂民的復雜心情,以“詩史”特有的“實錄”的筆墨,反映了當時特殊的社會狀況:曾遭叛軍摧殘的人民,又經受著官府大肆征兵的苦難;人民不滿官府的兇殘,卻又忍受著痛苦承擔起殺敵衛國的責任。在關註國計民生、反映國難民怨的過程中,杜甫還清楚地看到統治階級的種種罪過,因而他的詩所表現的壹個重要內容,便是抨擊統治階級的窮兵黷武,揭露他們的荒淫腐朽,諷刺他們的昏庸無能。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杜詩最廣泛地映人民群眾的生活和遭遇,最真實地表
現他們的痛苦和不滿,最大膽地傳達他們的要求和願望,充分地表達了詩人對他們
的關愛和同情。《兵車行》壹詩將人民承受的兵役之苦表現得淋漓盡致:“去時裏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耳聞目睹這種深重的災難,作者努力地寫作詩歌反映人民的生活願望,不斷地在詩中呼喊出人民的心聲:“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馬》)“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晝夢》)在那些反映現實的樂府敘事詩中,杜
甫沒有遵循建安以來沿襲樂府古題的老路,而是本著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精神自創新題,這為後代詩人指出壹條通向現實、通向人民生活的創作道路。為了全面地反映現實,杜甫利用了當時所有的壹切詩體,並創造性地發揮了各種詩體的功
能,為各種詩體樹立了典範。僅以七律而論,杜甫之前,大都是用來歌功頌德或唱
和應酬的,但他卻用來反映民生疾苦和國家大事,成了諷刺的武器。②“安史之亂”後,隨著社會的急劇變化,這壹時期的文學也發生顯著的轉變。由於白居易等人的理論倡導和創作實踐,樂府詩自覺弘揚風雅比興傳統,註重反映社會現實題材,發揮政治諷喻詩功能,因而形成了壹個創作高峰,文學史上稱之為“新樂府運動”,而白居易則是這壹運動最傑出的代表。白居易主張詩歌要積極主動幹預社
會現實,“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特別強調,詩歌在表現內容上要熱忱關心民生疾苦,如實反映政治弊端。“是時病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其二)“不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這樣使詩歌切實發揮“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社會功能。根據這壹原則,他特別註重詩歌“風雅比興”的藝術傳統,明確否定六朝以來“嘲風雪、賣花草而已”的詩歌創作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