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詞自註所述，辛棄疾的這首《賀新郎》詞，乃是仿陶淵明《停雲》“思親友”之意而作，抒寫了作者罷職閑居時的寂寞與苦悶的心情。據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註》考證，此詞約作於宋寧宗慶元四年（1198）左右。此時辛棄疾被投閑置散又已四年。他在信州鉛山（今屬江西）東期思渡瓢泉旁築了新居，其中有“停雲堂”，即取陶淵明《停雲》詩意。
辛棄疾的詞，愛用典故，在宋詞中別具壹格。這首詞的上片壹開頭“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即引用了《論語》中的典故。《論語。述而篇》記孔子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如果說，孔子慨嘆的是其道不行；那麽辛棄疾引用它，就有慨嘆政治理想無法實現之意。辛棄疾寫此詞時已五十九歲，又謫居多年，故交零落，因此發出這樣的慨嘆也是很自然的。這裏“只今餘幾”與結句“知我者，二三子”首尾銜接，用以強調“零落”二字。接著“白發空垂三千丈，壹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數語，又連用李白《秋浦歌》“白發三千丈”和《世說新語。寵禮篇》記郗超、王恂“能令公（指晉大司馬桓溫）喜”等典故，敘自己徒傷老大而壹事無成，又找不到稱心朋友，寫出了世態關系與自己此時的落寞。“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兩句，是全篇警策。詞人因無物（實指無人）可喜，只好將深情傾註於自然，不僅覺得青山“嫵媚”，而且覺得似乎青山也以詞人為“嫵媚”了。這與李白《敬亭獨坐》“相看兩不厭”是同壹藝術手法。這種手法，先把審美主體的感情楔入客體，然後借染有主體感情色彩的客體形象來揭示審美主體的內在感情。這樣，便大大加強了作品裏的主體意識，易於感染讀者。以下“情與貌，略相似。”兩句，情，指詞人之情；貌，指青山之貌。二者有許多相似之處，如崇高、安寧和富有青春活力等。作者在這裏將自己的情與青山相比，委婉地表達了自己寧願落寞，決不與奸人同流合汙的高潔之誌。
納蘭性德有些詞，寫得悲涼頑艷，象“春雲吹散湘簾雨，絮粘蝴蝶飛還住”。象“急雪乍翻香閣絮，輕風吹到膽瓶梅”。使人讀來覺得香留齒頰。但是，納蘭詞最大的特點是直抒性靈，感情直率，他壹貫認為，“詩乃心聲，性情之事也。”這種主張，體現在創作中，便顯得不事雕飾，天籟自鳴。王國維說：“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這比較準確地概括出納蘭性德的創作風格。就〔金縷曲〕《贈梁汾》而言，我們可以看到詩人運筆如流水行雲，壹任真純充沛的感情在筆端酣暢地抒發。不過，納蘭性德的詩歌直寫懷抱，又非不註意藝術錘煉，壹味粗頭亂服。從〔金縷曲〕的分析中，我們發現作者經常化用名句，運用典故。劉熙載在《藝概》中說：“詞中用事，貴無事障。晦也，膚也，多也，板也，此類皆障也。姜白石用事入妙，其要訣所在，可於其《詩說》見之，曰：‘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余而約用之，善用事者也。乍敘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納蘭性德天衣無縫地流暢地運用故實，就是善與活的壹例。正因如此，這首〔金縷曲〕顯得既酣暢，又深沈；既慷慨淋漓，又耐人尋味。這首詞沒有華麗的詞藻，卻使人讀來五內沸騰，神搖魄蕩，感覺到作者字字句句，出自肺腑。它的成就，證實了壹條創作的真理：真情實感，是詩歌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