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基本上是沿著中唐以來的方向發展起來的。散文方面，韓愈等人發起的古文運動在唐末五代壹度衰頹之後，得到宋代作家的熱烈響應，他們更為緊密地把道統與文統結合起來，使得宋代的古文真正成為具有很強的政治功能而又切合實用的文體；詩歌方面，作家註重反映社會現實，題材、風格趨於通俗化，最終形成了與唐詩迥異其趣的宋詩；詞，在宋代達到了顛峰狀態；通俗文學在宋代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最終形成了以話本、諸宮調、雜劇、南戲等樣式為代表的通俗敘事文學，從而改變了我國古代文學長於抒情而短於敘事、重視正統詩文、輕視通俗文學的局面，並為元明清小說、戲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宋代文學作品的數量遠遠超過唐代。《中國叢書綜錄》所著錄的唐人別集有278種，而宋人別集則近600家；唐詩之存世者凡2200多人，詩48900余首，加上各種補遺，最多不過50000余首，而宋詩之存世者，據厲鶚的《宋詩紀事》計有3800多家，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又增加3000余家，***計為6800多家，存詩總數估計在15萬到20萬首以上。為唐詩總數的三、四輩之多。《全唐文》收錄唐五代作家3千余人的18000多篇文章，而剛出版不久的《全宋文》收入全宋1萬余名作家的10萬余篇文章，是唐文的五倍之多。《全唐詩》附錄的《唐五代詞》僅68家，370多首詞，而《全宋詞》收錄宋代1330多家詞人的近2萬首詞，是唐五代詞的50倍。
宋代文學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具有眾多的社會、政治、文化原因。
首先，是宋代實行崇文抑武的國策。自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後，歷代皇帝對軍事將領都深加忌防，並多用儒臣治軍，把軍權牢牢抓在自己的手裏。與此同時，宋代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須用讀書人，而且主兵的樞密使等職也多由文臣擔任。文人由科舉而進入仕途，他們成為宋代官僚階層的主要成分。宋成為壹個以成熟的文官制度為基礎、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空前強化的王朝，這是過去的歷史上所未曾有的。宋代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和參政熱情非常高漲，他們以國家棟梁自居，意氣風發地發表政見，表現出特有的精神風貌。
其次，宋代文人所處的社會環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門閥制度完全消失，大批出身寒門的文人通過科舉走入仕途，他們的生活環境也相當寬松，生活待遇頗為優渥舒適，長期以來“寒士”的社會理想可以說在宋代得到了實現。另壹方面，上述特點也強化了文人士大夫對國家政權的依賴性，他們實現自己價值的道路除了科舉之外越發狹窄。與此相聯系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束縛，宋代君主對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他們是為了建立文官制度來防止武將擁兵割據，控制他們是為了使意識態形成統壹格局以穩定人心，達到強化君權的最終目的。雖然理學在宋代並沒有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甚至並沒有得到朝廷的承認，但不少宋代士大夫熱衷於講道論學，具有比較自覺的衛道意識，在政治上和學術上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視詩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傳統的“文以載道” 思想直到宋代才真正得到高度的重視，不少宋代士大夫將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放在審美愉悅功能之上，宋代文學作品，尤其是被視為正統文學樣式的詩文，反映社會、幹預政治始終是最重要的主題，描寫民瘼、抨擊時弊成為整個文壇的創作傾向，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剛健的骨力，詩文的說教意味明顯的比唐人強烈。文人們自覺地收斂了放蕩狂傲、任情任性的習性，變得老練深沈、正經規矩。因此，宋代文人比較重理智而輕感情；比較註重個人對國家、社會的政治責任和道德義務而抑制個性的自由發展、自由表露，因過於註重社會性而削弱了個體抒情的意味。上述歷史背景對宋代文學的壹個直接影響，是詩文中議論成分的加強，宋代文人喜歡議論可以堪稱前無古人。無論是散文，還是詩歌，議論化風氣無所不在。
第三，由於從北宋開國到南宋亡國，宋王朝始終處於強敵的威脅之下，論對外關系的軟弱，可以說無過於宋。宋代雖然經濟相當發達，但對內的冗官冗兵費用和對外的巨額歲幣，內憂外患，有識之士憂心重重。深沈的憂患意識，壹方面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學來歌功頌德，另壹方面又造成宋代文學中愛國主題的高揚。從北宋開始，朝廷以大量財物取得與遼、西夏戰爭的妥協，這種屈辱的處境成為士大夫心頭的重負，也成為詩文經常出現的主題。南宋在長達壹個半世紀的抗金、抗元戰爭中，產生了大量的表現出強烈民族意識和悲涼情緒的作品，愛國主題成為整個文壇的主導傾向。陸遊、辛棄疾等人的作品，更是把愛國主題弘揚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為宋代文學註入了英雄主義和陽剛之氣。
第四，宋代的思想狀況對文學的影響。宋代的思想狀況也有自己的特點，壹方面在於理學的逐漸興起，另壹方面在於儒、釋、道三教更趨合壹，尤其以禪宗思想更為活躍。三教合壹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異於前代文人，他們對傳統的處世方式進行了整合，將擔負社會政治責任與追求內心的自由寧靜和諧統壹起來，他們的人生態度趨向於理智、平和、穩健和淡泊，宋代詩文情感強度不如唐代，但思想深度則有所超越；不追求高華絢麗，而以平淡美為藝術極境。禪宗富於機辯、富於哲理的思維方法，善於以小見大、融理於景的論辯方法，都對宋代文學有很大的影響。宋人以禪論詩、以禪入詩的現象特別多。更重要的是，宋代的禪宗更以內心的頓悟和超越為宗旨，士大夫們更多采取和光同塵、與俗俯仰的生活態度，他們的審美態度也世俗化了。宋代文學從嚴於雅俗之辨轉向以俗為雅，這在宋詩中尤為明顯。
第五，宋代城市經濟繁榮，滋生了各類以娛樂為目的的文藝形式，如說話、雜劇、演劇、傀儡戲、諸宮調等藝術迅速發展，而詞成為宋代最引人註目的文學樣式。宋代因經濟的發展和統治者以財富籠絡官員的做法，使朝野上下縱情享樂風氣盛行壹時。享樂的方式通常是輕歌曼舞、淺斟低唱。因此，歌臺舞榭和歌兒舞女成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滋生於這種土壤之中的詞自然會異常興盛。士大夫詞人們以詩文來表達他們有關政治、社會的嚴肅內容，而用詞來抒寫純屬個人私生活的幽約情愫。如歐陽修詩文、詞就如同出自兩人之手。正是宋人將詞看作是用來娛情、宣泄個人隱秘情懷的載體，因此，詞很少受到“文以載道”思想的約束，文人可以比較自由地抒寫旖旎風情，詞體也能保留自己的特性，取得獨立的地位。而民間娛樂場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詞，士大夫的詞作便以各種渠道流傳於民間，更有壹些詞人直接為歌女寫詞。社會對詞的需求，刺激了詞人作詞的熱情，也促進了詞的繁榮與發展。
宋代文學，詩詞散文仍占重要地位，它繼承前代傳統，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傑出的作家有歐陽修、蘇軾、李清照、陸遊、辛棄疾等，而且詩詞方面流派多，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戲曲小說雖然沒有眾多的作品保留下來，但卻標誌著壹個新的紀元的開始。
宋詞的成就最高，壹向被推作宋壹代文學的代表。宋初的詞，直接繼承五代南唐的余風，詞調仍以令曲為主，李煜在亡國後所寫的作品“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國維《人間詞話》）。由於宋初士大夫的生活與南朝不同，詞風醞釀著新變化。宋仁宗時，詞的詞作進入盛期，市井間競逐新聲，詞的發展經歷了又壹次重要的樂曲變化。短調小令逐漸有了定型，長調慢曲占有主要地位；令、引、近、慢，兼有眾體，詞調大備。柳永采用教坊新腔和都邑新聲，“變舊聲作新聲”（李清照《詞論》），詞作大量慢詞，是詞的發展。晏殊、歐陽修，主要承南唐余緒，多作小令，然而也表露出壹些新的變化。蘇軾擴大了詞的題材，開拓了詞的境界，而且把變革與刷新詞調，也作為轉變詞風的壹個重要方面，成為豪放詞派的代表。周邦彥精通音律，創制慢曲，去俗多雅而又音節諧美，是格律派的代表。李清照主張詞要鋪敘、典重、故實，“別是壹家”。她的詞當行本色，工於寫情，被稱為婉約派之宗。辛棄疾把蘇軾開拓的詞的境界再擴大，以文為詞，進壹步奠定了詞在文壇中的地位。姜夔又用江西詩派瘦硬峭拔的風格寫詞，並打開“自度曲”的新路，又把慢詞表現技法推進壹步。宋詞不僅在內容方面有所開拓，藝術上也有發展，使詞達到高峰。
宋詩開始是承緒中、晚唐詩風。白居易體在宋初文壇影響很大，學晚唐體則多是僧侶隱逸之士。至楊億等“西昆體”詩人，主要是模仿李商隱，詩風壹變。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王安石、蘇軾，真正開創了宋詩的新局面。黃庭堅和追隨他的作家，形成江西詩派，對當時及後世影響很大。南宋詩壇最突出的人物是富於愛國主義精神的陸遊。宋後期“四靈派”、“江湖派”學習晚唐，多抒發流連山水、田園的情趣。宋詩以意勝，重氣骨，有自己的藝術風格，形成與唐詩不同的特色，因此後世詩歌出現“尊唐”、“崇宋”兩個派別。
宋代的散文，繼承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的成果而有新的發展。古文運動經過歐陽修等人的推進，才真正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在北宋，而歐陽修、蘇軾的影響更是垂及元明清諸代。
宋金時期，在民間說唱、歌舞表演藝術基礎上產生的戲曲，它的出現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宋雜劇是我國古代戲曲的雛形，金院本表演的故事性增強，戲曲音樂和表演藝術又有新的發展。南宋的戲文，是在南方溫州等地民間歌舞的基礎上形成的戲曲形式。宋金諸宮調是我國說唱藝術高度發展的結果。在說話藝術基礎上產生的話本，是用口語和比較淺俗的文言寫成的，是我國白話小說的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