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最早的壹部詩歌總集，創作於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約在公元前6世紀中葉編訂成書。《詩經》原來的名字叫《詩》或者《詩三百》。在周代的時候，朝廷有專門采集詩歌的人，他們到全國各地采集詩歌，再匯集至朝廷，從而讓朝廷知道各地方的民情風俗。
那時采集到的詩歌超過3000首，傳說經過大聖人孔子的修訂，只保留了305首，因此稱為《詩三百》。到了漢代，儒家學者把它看做是經典，所以稱作《詩經》。《詩經》與音樂的關系十分密切，《論語?子罕》記載：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孔子說從衛國返回到魯國，把音樂整理得合乎禮法，於是《雅》樂和《頌》樂也就能夠得到正確的演奏了。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曾經說過：“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詩經》中的詩歌都是可以入樂歌唱的，它所收集的詩章就是根據音樂的不同而分作《風》、《雅》、《頌》三部分的。
“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采集上來的土風歌謠，即《國風》。《風》***有15個地方的《國風》，***160篇。大部分是民歌。
“雅”是周王朝直轄地區的音樂，稱為“正聲雅樂”。按音樂的不同又分為《大雅》31篇，《小雅》74篇，***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貴族文人的作品。
“頌”是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詞，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頌》詩又分為《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40篇。全部是貴族文人的作品。
從時間上看，《周頌》和《大雅》的大部分產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產生在西周後期至西周東遷時；《國風》的大部分和《魯頌》、《商頌》產生於春秋時期。
《風》是整部《詩經》中的精華，它對上古時期的現實生活作了生動的描繪。有些詩歌展現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生產勞動的場景；有些詩歌反映了兵役和勞役給民眾帶來的痛苦；有些詩歌諷刺了壹些官員腐敗無恥的生活；有些詩歌則描繪了當時的愛情婚姻生活。
《豳風?七月》是《國風》中最長的壹首詩歌。在這首古老的農事詩裏，記錄了上古先民壹年四季所從事的農業勞動，全面反映了當時的農業生產情況。
《國風》中反映愛情婚姻生活的詩篇最集中，藝術成就也最高。這類詩歌或歌唱男女之間相悅相思之情，或贊譽對方的風采容顏，或描述男女幽會時的情景，或感嘆棄婦的不幸遭遇。
《關雎》在《國風》中排列第壹。這是壹首地地道道的愛情詩，描寫了壹名男子在遇到壹位采荇菜的女子後油然而生思慕之情，不由得發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心聲，並展開了對愛情的不懈追求，表達了壹種爭取美滿婚姻的願望。
《漢廣》是壹首男子求偶失望的詩。全詩皆用比喻和暗示。“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即是比喻。喬木不可休，遊女不可求，實際是比喻所求之女不可得。
《國風》中描寫當政者腐敗醜惡的詩篇，具有政治批評的意義。總體而言，這些詩歌反映了下層民眾對當政者的不滿，乃至憎恨情緒，其中《伐檀》、《碩鼠》兩詩最為著名。
《伐檀》是壹群伐木工人在河邊砍伐木材時唱出的歌。他們辛勤幹活，終日勞累，卻無衣無食，而那些所謂的“君子”、“不稼不穡”、“不狩不獵”，家裏糧食、獵物卻應有盡有。詩中伐木工人對這種不勞而獲的現象進行了嚴正的責問和尖銳的諷刺。
《雅》中的《大雅》大多數是王室貴族和朝廷官員以及樂官等所寫的歌頌周王朝的詩篇，用於諸侯朝會。《小雅》大多數詩篇出於貴族文人之手，用於貴族宴會。
《小雅》中的少數詩篇來源於民間，他們或寫饑寒之苦，或寫征夫之勞，敘事生動，描寫細膩。《采薇》是壹首寫戍邊兵士的詩。詩的末章寫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詩句，融情於景，以樂景寫哀，哀景寫樂，倍增其哀樂，寫出了戍卒久役將歸的又悲又喜的真實情感。
《大雅》中有5篇史詩極富價值，它們是：《生民》、《公劉》、《綿》、《皇矣》和《大明》。這些祭祀詩所涉及的歷史，跨越了整個周族從產生到壯大再到立國的壹個漫長時期，詩歌中有些人物和事件的發生遠在有史記載之前，因此在寫定這些長期流傳的部族故事中，帶有早期神話傳說中所特有的想象成分和傳奇色彩。
《頌》包括《周頌》、《商頌》、《魯頌》3部分。周代初期，人們心中的神靈觀念根深蒂固，祭祀是人們表示對神靈崇拜的重要方式，是人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壹部分，祭祀禮樂由此也變得十分重要。
祭祀歌曲集中收入在《詩經》“頌”中的《周頌》裏。這些宗廟祭祀詩主要是歌頌祖先的文治武功，贊美他們的美德善行。
《詩經》不但思想深廣博大，而且藝術成就卓越非凡，對後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詩經》藝術風格樸實自然，《詩經》主要產生於兩三千年前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北方人民由於自然條件較差，生活勤勞，養成了樸實渾厚的性格，他們的歌唱也就自然表現出重現實、重實際、重真情的思想特征。
《詩經》十分富於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詩經》中超過三分之二的作品是以當時的現實生活為寫作素材的，它們真實地反映了當時500多年間的社會生活狀況，細膩地描繪了當時普通民眾的思想活動和感情世界。
《詩經》采用了多樣的藝術手法。《詩經》以古樸的四言詩為主，但並不拘泥於這種句式，而是富有變化，許多詩句常常沖破四言的定格，而雜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八言等。
《詩經》采用最多的藝術手法是賦、比、興。《風》和《小雅》多用“比”、“興”手法，《大雅》和《頌》用得較多的是賦。《采薇》就是用“賦”的手法寫成的。《氓》壹詩中用桑樹從繁茂到雕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
除了采用賦、比、興藝術手法外，《詩經》還適當地運用誇張、對偶、排比、層遞、擬聲等多種修辭，使作品搖曳生姿，文采斐然。
《詩經》句式整齊，聲調和諧，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結構常采用疊章的形式，各章詞句基本相同，每章更換壹兩個字以表示事物發展的順序和過程。這種分章疊詠、詞句復沓的表現手法，能形成壹種壹唱三嘆的藝術效果。
《詩經》的作者善於選用陳述、感嘆、問答、對話、肯定、否定等多種句式，借助句式的多樣變化，以恰當而完美的形式表情達意，無形中擴大了句的容量，增強了詩歌語言的表達效果。
《詩經》奠定了詩歌的優良傳統，成為我國傳統文學和藝術藏量豐富的寶庫，對後世的文學和藝術創作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啟發和誘導了壹代又壹代文人的創作。
《詩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