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詩歌，要調動諸多文學手段。如“白發三千丈，緣愁似箇長”用的是誇張；“潮平兩岸闊，風正壹帆懸”用的是對偶；“忽如壹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用的是比喻；“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用的是擬人；“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用的是反復；還有用頂針，用借代，用排比，用設問，用反問，用賦、比、興的。詩歌語言還要講音節，講聲韻，但不管用哪壹種或多種方法，根據我的體會，好的詩歌語言要做到四個字，即四字標準。
第壹個字是“順”。即言順、氣順、情順、理順。所謂言順，是要求自然流暢，不拗口，不晦澀。白居易常將寫好的詩念給老太婆聽，聽不懂就修改，直到老太婆能聽懂為止，追求的就是通俗易懂，流暢自然。凡是千古名句，無壹不是通暢自然的句子。如：“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長天壹色”；“欲窮千裏目，更上壹層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等。所謂氣順，就是要求壹韻到底，壹氣呵成。壹幅書法要氣韻貫通，壹幅畫要氣韻流暢，壹支歌要音韻和諧，壹首詩也不例外，要不凝滯，不阻隔，朗朗上口，通暢自然。所謂情順，就是要有感而發，要純真，不虛偽，不無病呻吟。在壹首詩中，情感往往有變化，有抑揚，但要統壹，要壹脈相承。所謂理順，是指議理詩中的理要正確，不偏頗，有較高的品味和見識。總之，詩歌從內容到形式，從思想到語言都要順情、順理、順氣、順口。“順”是詩歌寫作的基本要求。
第二個字是“切”。即對人或事物的形態、聲音、性狀的描摹要準確，要切合，要切題、切意、切情、切景，要切時、切地，切合人物身份，在什麽山上唱什麽歌，對什麽人說什麽話。對字義、詞義、句意要弄清楚，對典故、傳說、歷史要把握準確。劉勰說，“夫美錦制衣，修短有度”。大作家莫泊桑說：“不論人家要說的事情是什麽，只有壹個字可以表現它，壹個動詞可以使它生動，壹個形容詞可以限定它的性質。因此，我們得尋求著，直到發現了這字，這動詞和形容詞才止，決不要安於大致可以。”怪不得王安石把“春風又到江南岸”的“到”字先後改為“過”，改為“入”，改為“滿”，最後才改為“綠”字。黃山谷把“高蟬正抱壹枝鳴”的“抱”字，先後改為“占”，改為“在”，改為“帶”，改為“要”，最後才確定為“用”字。範仲淹將“先生之德，山高水長”的“德”字改為“風”字，賈島改“推”字為“敲”字，真是“吟安壹個字，撚斷數根須”，追求的是壹個“切”字。
第三個字是“新”。“新”包括內容新和語言新。內容新包括角度新、立意新、張揚個性，寫有獨特見解的詩詞。語言新指的是煉字，選詞、用句要有新鮮味，要新穎。要剔除陳腐的老套的和人雲亦雲的詞句，要推陳出新，要典故翻新。“嚼人家咬過的饃沒味道”，說的就是這個理。詩少不了寫景。就寫景而言。“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寫得壹派清新；“小橋流水人家”寫出江南特色；“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寫出了江南春的特有景致；“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寫出了洞庭湖浩渺壯闊及詩人的特別感受；“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寫出大西北傍晚的雄渾與孤寂；“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壹江春水向東流”，寫出了亡國之君心靈深處的痛楚。總之，這些詩句都寫出了景物的新奇。再看寫人。竇娥的冤屈，賣炭翁的苦痛，琵琶女的身世和技藝，無壹不寫得個性鮮明；“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用日常小事寫仁慈寫母愛；“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用細節用動作寫羞澀寫無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淪送我情”，用比喻用誇張寫出感情的真摯與深厚。總之，古人無論是寫征夫、寫閨秀、寫文士、寫寡婦，都形神畢肖，個性鮮明，真正突出了壹個“新”字。
第四個字是“變”。詩歌篇幅短小，用語簡煉，特別是近體詩，五絕少到20個字，七律也只有56個字。還兼以平仄、對仗和押韻的限制，它的用語省略、跳躍、倒裝變化甚多。如省略：溫庭筠的“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沒有壹個動詞，顯然省去了謂語；再如杜甫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濺淚的主語不是花，驚心的主語不是鳥，它們的主語都是人，卻被省略了。而這些詩均為名篇大作，經壹省略，詩句更為精煉，內容更生動更豐富了。再看跳躍的例子。“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剪西窗竹，卻話巴山夜雨時。”詩的壹二句，作者李商隱著眼當前，回答歸期，而夜雨迷漫，內心愁苦至極。第三句假設，第四句跳到日後相遇時的情景來構築全詩。詩句明白如話，而又曲折深婉，含蓄雋永，余味無窮。再來看倒裝。岑參《逢入京使》中的“故園東望路漫漫”；應為“東望故園路漫漫”。辛棄疾的“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按壹般說法也該改“驚鵲”為“鵲驚”，改“鳴蟬”為“蟬鳴”。杜甫的“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也應是“風折筍垂綠，雨肥梅綻紅”。這樣壹變化，不僅平仄協調，句法新穎，而且形象性強，給人印象更鮮明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