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重視的解說。具體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劉勰的“比顯興隱”說，鐘嶸的“文已盡意有余”說，宋人李仲蒙的“敘物索物觸物”說。近人徐復觀的現代解說。這裏先簡單介紹鐘嶸、李仲蒙的說法，然後再回過來重點闡述劉勰的說法以及徐復觀的觀點。
鐘嶸在《詩品序》中說：“故詩有三義，壹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有盡意有余，興也；因物喻誌，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在鐘嶸看來，三者都是文學的方法。因為運用賦比興都要“幹之以風力，潤之者丹采”，最終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其中，對興的又以“文有盡意有余”來解說，這就把“興”的含蓄蘊藉的文學功能說得比較清楚。這種看似“與訓詁乖殊”（黃侃《文心雕龍劄記》）的解說，“說得不明不白”（黎錦熙《修辭學·比興篇》）的解說。恰恰揭示了“興”的文學功能，是十分有意義的。鐘嶸對“興”的這種解說影響很大，唐代以來的詩學實際上是沿著“文有盡而意有余”的旨意往前推進。
宋人李仲蒙的解說也很有意義，他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者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5]李仲蒙分別從“敘物”、“索物”、“觸物”的角度來解釋“賦、比、興”。在他看來，作為賦的“敘物”不僅僅是 “鋪陳其事”，還必須與“言情”相結合，就是說作者要把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又要把客觀的物象描寫得真切生動。這就比傳統的解釋進了壹大步，更加符合創作中對於“賦”的 要求。唐代許多詩人用“賦”，的確都表現了這樣的特點，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與《琵琶行》，主要是用“賦”，卻也十分盡情。作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選擇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完全是壹個運用比喻手法問題，作者還必須在比喻中表達作者真摯的感情。唐代許多詩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這裏用“比”，卻以情附物，而不象某些漢賦那樣把各種比喻變成單純詞藻的堆砌。作為“興”的“觸物”，由外物的激發以興情，反過來又把情感浸透於所描寫的物象中。顯然，李仲蒙對“賦、比、興”的解說，最後都歸結到壹個“情”字上面，這就更符合文學的審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