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沈德潛說：“子桓詩有文士氣，壹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古詩源》卷五）曹丕的新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個人情感的抒發。曹操是亂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與歷史命運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負有關，曹丕卻更努力於個人情感的表達。他敏感而多情，在眾賓歡坐的宴會上，他會突然體會到“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滿堂，女娥長歌時，他又會因“為樂常苦遲”（《大墻上蒿行》）而心悲；同樣，日暖花開，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給他帶來的卻是“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憂慮。他著名的作品《雜詩》，采用了《古詩十九首》的題材，然而他那“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的體驗，甚至超過了漢末遊子自身的切膚之痛。他對人生中淒涼情感的體驗，是超出於同時代其他詩人的。二是文人化藝術表現手法的使用與藝術風格的形成，這主要表現在語言的工麗綺練和藝術形式的創造上。曹丕善於選用清詞麗句，配以諧和的音韻，表達他纖麗的情思。在藝術形式上，曹丕也勇於創新，他雖然僅存四十餘首詩，卻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諸體具備。其中長篇雜言歌行《大墻上蒿行》，長達75句，三百六十餘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極盡縱橫開闔之能事。王夫之說：“長句長篇，斯為開山第壹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為樂府獅象。”（《船山古詩評選》卷壹）。
曹植的詩確如鐘嶸《詩品》所說：“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他既不同於曹操的古直悲涼，又不同於曹丕的便娟婉約，而能兼有父兄之長，達到風骨與文采的完美結合，成為當時詩壇最傑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壹位大力寫作五言詩的文人。他現存詩歌九十餘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詩。他的詩歌，既體現了《詩經》“哀而不傷”的莊雅，又蘊含著《楚辭》窈窈深邃的奇譎；既繼承了漢樂府反映現實的筆力，又保留了《古詩十九首》溫麗悲遠的情調。這壹切都通過他凝聚在五言詩的創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風格，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詩的轉變。“這是壹個時代的事業，卻通過了曹植才獲得完成”。
曹植對詩歌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後人給予他極高的評價。鐘嶸《詩品》說：“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謝靈運說：“天下才有壹石，曹子建獨占八鬥，我得壹鬥，天下***分壹鬥。”（宋無名氏《釋常談》卷中引）張戒《歲寒堂詩話》說：“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詩對後世詩壇影響很大，誠如胡應鱗指出的那樣：子建“《蝦?旦篇》、太沖《詠史》所自出也；《遠遊篇》，景純《遊仙》所自出也；‘南國有佳人’等篇，嗣宗諸作之祖； ‘公子敬愛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諸子皆六朝巨擘，無能出其範圍。”（《詩藪》內編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