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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詩歌與散文的成就

第三章 先秦敘事散文

第壹節 散文的萌芽

壹、殷墟蔔辭可以說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獸骨龜甲上簡略地記錄了殷商王朝的占蔔言辭,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記言、記事文字,也是書面文學的萌芽。

《尚書》是我國第壹部散文集,它是上古歷史文獻集。《左傳》等引《尚書》文字,分別稱《虞書》、《夏書》、《商書》、《周書》,戰國時總稱為《書》,漢人改稱《尚書》,意即“上古帝王之書”(《論衡·正說篇》)。《尚書》的真偽、聚散,極其復雜曲折。漢人傳說先秦時《書》有100篇,其中《虞夏書》20篇,《商書》、《周書》各40篇,每篇有序,題孔子所編。《史記·孔子世家》也說到孔子修《書》。但近代學者多以為《尚書》編定於戰國時期。秦始皇焚書之後,《書》多殘缺。今存《書序》,為《史記》所引,約出於戰國儒生之手。漢初,《尚書》存29篇,為秦博士伏生所傳,用漢時隸書抄寫,被稱為《今文尚書》。西漢前期,相傳魯恭王拆孔子故宅壹段墻壁,發現另壹部《尚書》,是用先秦六國時字體書寫的,所以稱《古文尚書》,它比《今文尚書》多16篇,孔安國讀後獻於皇家。因未列於學官,《古文尚書》未能流布。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頤獻偽《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尚書傳》。這部《古文尚書》比《今文尚書》多出25篇,又從《今文尚書》中多分出5篇,而當時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偽古文與今文合***58篇。唐太宗時,孔穎達奉詔撰《尚書正義》,就是用古今文真偽混合的本子。南宋朱熹以後,對其中真偽頗有疑議。明代梅鷟作《尚書考異》,清代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等,才將《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尚書傳》乃屬偽造的性質斷實。

《尚書》所錄,為虞、夏、商、周各代典、謨、訓、誥、誓、命等文獻。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獻是據傳聞而寫成,不盡可靠。自漢以來,《尚書》壹直被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哲學經典,既是帝王的教科書,又是貴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經大法”,在歷史上很有影響。

就文學而言,《尚書》是中國古代散文已經形成的標誌。據《左傳》等書記載,在《尚書》之前,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但這些書都沒有傳下來,《漢書·藝文誌》已不見著錄。敘先秦散文當從《尚書》始。書中文章,結構漸趨完整,有壹定的層次,已註意在命意謀篇上用功夫。後來春秋戰國時期散文的勃興,是對它的繼承和發展。秦漢以後,各個朝代的制誥、詔令、章奏之文,都明顯地受它的影響。劉勰《文心雕龍》在論述“詔策”、“檄移”、“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文體時,也都溯源到《尚書》。《尚書》中部分篇章有壹定的文采,帶有某些情態。如《盤庚》 3篇,是盤庚動員臣民遷殷的訓詞,語氣堅定、果斷,顯示了盤庚的目光遠大。比喻:用“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比喻煽動群眾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比喻群臣坐觀國家的衰敗,都比較形象。《尚書》在語言方面雖被後人認為“佶屈聱牙”(韓愈《進學解》),古奧難讀,而實際上歷代散文家都從中取得壹定借鑒。

歷來註釋和研究《尚書》的著作很多,有唐孔穎達的《尚書正義》,宋蔡沈的《書集傳》,清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註疏》。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尚書正義》20卷,現存北京圖書館。近人曾運乾的《尚書正讀》和牟庭的《同文尚書》等,也可供我們參考。

《春秋》是中國歷史上第壹部編年史。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出現的《春秋》,是魯國史官所整理修訂的魯國的紀年史。它以記錄魯國的歷史事件為主,同時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諸侯。孟子和司馬遷都說是孔子所作,但《左傳·昭公二年》記:晉大夫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這裏的《魯春秋》當為現今《春秋》之原本。這壹年為公元前540年,孔子年僅十多歲,可能孔子對《春秋》做過刪改和修訂,《春秋》的原始作者可能是魯國世代相承的史官。屬於記事體。

《春秋》的主要內容是記錄魯隱公元年(前722)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發生在魯國和王朝及其他諸侯中的重大事件,其中有國家重要的祭典、盟會,國君的嗣立、喪葬,各諸侯間的交往和互訪,以及大量有關軍事行動的記錄。

《春秋》記事,基本以某年、某月、某日於某地、某人發生某事的格式記寫。記錄是提綱式的,但條陳清晰,言簡意賅。如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按照自然事件的順序依次敘寫,全書約壹萬六千五百余字。

春秋筆法:由於孔子和《春秋》的密切關系,壹般認為“《春秋》采善貶惡”(《史記·太史公自序》)是表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的,即反對諸侯兼並,反對篡位奪權、犯上作亂。而實際上這也是魯國史官的思想主張。孔子不可能修改《春秋》的全部記事,他只是認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同上)這種“見之於行事”或稱“屬辭比事”的寫法,就是春秋筆法。朱熹:“直書其事,善惡自見。”(朱彜尊《經義考》引朱熹)

第二節《左傳》

壹、《左傳》的作者

《左傳》的作者,說法不壹,比較可靠的是魯國的左丘明。孔安國註《論語》時說:“左丘明,魯太史也。”這位魯國史官很可能在後半生遭遇什麽不幸,便雙目失明,成了壹名瞽史。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劉向《別錄》說:“左丘明作傳授曾申。”(孔穎達《杜預〈春秋序〉引》曾申是孔子弟子曾參的兒子,據此左丘明應該是孔子的晚輩。但孔子對左丘明十分敬重,並引以為誌同道合者。《論語·公冶長》:“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這正是左丘明所具備的良史之德,著述《左氏春秋》成功的主觀條件。此外,左丘明還有撰寫史書的客觀條件,他所在的魯國,原是周公兒子伯禽的封地,號稱禮樂之邦,保存周代文獻比較完整。晉杜預說他“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春秋經傳集解序》)為擴大自己的知識視野,他又同孔子壹起到東周觀看有關史料,回魯後以孔子修訂的《春秋》為綱,仿照其體例,寫成了以部詳備的史書《左氏春秋》。

二、《春秋》與《左傳》的關系

班固認為《左氏春秋》同《公羊傳》、《谷梁傳》壹樣,是為解釋《春秋》而作的,因而稱《左氏春秋》為《左傳》,即所謂“《春秋》三傳”。《公羊傳》、《谷梁傳》用問答形式逐層闡釋經文的“微言大義”,雖選詞嚴密、表述洗練,但由於只重訓詁釋義,所以歷來不為史學與文學研究者所重視。

關於《左氏春秋》是否為解經之作,歷來有很大分歧。我們認為《左氏春秋》不是解經之作,而是自成體系的歷史著作。理由是:

1、若為解經,須處處合經。經所不載,傳亦不能隨意添加。但《左傳》有無經之傳,也有無傳之經。如文公十八年,經文中***載九件事,其中兩件“秦伯罃卒”與“季孫行父如齊”傳中沒有。而傳中記載八件事,其中兩件“齊懿公報復邴歜父子”與“宋文公攻武氏”,經文中沒有。可見,《左氏春秋》有自己的編寫內容。

2、《春秋》記載以魯國為本位,而《左氏春秋》雖稱魯為“我”,但敘述最多的是晉、楚之事,其次才是魯,其余齊、鄭、宋、衛、秦各國也各有記載。可見《春秋》主要本於魯《春秋》,而《左氏春秋》則參考了晉國的《乘》、楚國的《梼杌》,同時博采古代和當時各種史書記載及歷史傳說,刪繁就簡,編纂而成,它有自己的編寫原則。

3、《春秋》不足17000字,所記只限於春秋242年史事,《左氏春秋》180273字,常通過對話,展示許多舊史遺聞,可向上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保存了那個歷史時期的部分史料。向下至魯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下限多出13年。有自己的編寫體例。

4、《春秋》所涉及內容是政治、軍事事件,《左氏春秋》擴大了記載範圍,反映了社會的全貌。對春秋以來的變革,《左氏春秋》流露的思想感情與《春秋》也有區別。《春秋》維護周禮,反對“犯上作亂”;《左氏春秋》卻對《春秋》譴責的人和事有時表示同情。如魯宣公二年,《春秋》書:“趙盾弒其君”,而《左氏春秋》則大書“晉靈公不君”。《左氏春秋》有自己的思想立場。

《左氏春秋》本不是解經而作,當然說與《春秋》無關也不合適。可以說,沒有《春秋》便沒有《左氏春秋》。《左氏春秋》采用了《春秋》的編年體,而且大體上以《春秋》的記事為綱,以《春秋》所列魯君的世次為序,來建構自己的框架。但《左氏春秋》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在繼承的基礎上有巨大的創造。

三、《左傳》的文學成就

1、作為編年史,《左傳》的敘事藝術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晉·範寧《谷梁傳集解自序》中說:“《左傳》艷而富”,其“艷而富”的特點具體表現為:

《左傳》生動地展示了春秋時期五彩繽紛的歷史畫卷。作者不僅記載各國君位的嬗變、執政者的謀權奪勢、政客的宦海升沈、貴族內部的傾軋火並、侯國之間的欺詐侵掠、遼闊戰場千軍萬馬的廝殺格鬥、陰暗壹隅數人的密謀策劃,各種各樣的矛盾、大大小小的動亂、五花八門的變故,無不網羅其中;而且作者采集了大量的歷史傳說、民間故事,甚至於還有風俗遺聞、童謠民歌。這些材料通過細心的組織編排,極大地豐富了《左氏春秋》的內容。

《左氏春秋》廣采博取各種文字的、口頭的資料進行編撰,從現代編年史的標準看,顯得蕪雜,說明歷史科學尚在草創之中。然而正是這壹特點,才更體現了中國史傳文學的特點。《左氏春秋》的作者善於對龐雜的資料進行取舍與剪裁,全書所載歷史前略而後詳,後期更詳於襄公與昭公,二公在位***63年,不足全書的三分之壹,二篇幅卻近於全書的壹半。就各國諸侯來說,也各有側重,晉國最詳,所記占全書的四分之壹,晉國之事中又突出重點,詳細記載晉文公的霸業興衰。記載較略之國,其事也不平均使用筆墨,如記鄭國的文字約15000字,多集中在鄭莊公、子產身上。而子產為相執政壹事就占了很大的篇幅。凡是能生動體現國家治亂、興亡,能形象地顯示社會各種代表人物特征的事情,則“纖芥無遺”,反之則“丘山是棄”。《左氏春秋》有自己的詳略標準,它深刻、形象、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

《左氏春秋》不滿足於《春秋》那種對歷史史事做簡單陳述的史筆筆法,它要展示那個動蕩歷史年代的全部過程,要展示各種歷史人物在各種事件中的各種表現,它摒棄了壹字褒貶的“春秋筆法”,創造了在生動記敘史事的基礎上顯示各種人物形象、心態,表達作者觀點立場的方法。

作者重視對事件的完整把握,對事件的發生、發展和結局有時能給予集中敘述,突破了編年體的界限,使事件的記敘有了記事本末的因素。也使人物的刻劃有了傳記的意味。

《左氏春秋》敘事,往往很註重完整地敘述事件的過程和因果關系,戰爭的敘述尤為精彩。《左氏春秋》的戰爭描寫,全面反映了《左傳》的敘事特點。《左氏春秋》壹書,記錄了大大小小幾百次戰爭,城濮之戰、肴之戰、邲之戰、鞌之戰、鄢陵之戰等大戰的描述歷來被人們贊不絕口,戰事的醞釀、起因,戰前軍事、外交的謀略,兵馬的調遣、戰時激烈的搏殺,戰局的變化,雙方的進退,戰後勝負的結局,各方面的反應,認識的處理等,都表現得迂徐有致、筆力縱橫。如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於秦”,通過蹇叔反對出師襲遠,介紹了肴之戰前秦、鄭、晉各方面的形勢與動態,又通過蹇叔哭師這壹細節,預示了秦軍必敗的結局。

在戰爭描寫中,戰爭過程本身往往寫得比較簡略,但“疏而不遺,儉而無闕。”作者常選取決定戰爭進程的關鍵人物來重點刻劃,以展示戰爭的經過。常以戰場上這些人物的壹句話、壹個動作,來反映酣戰中千軍萬馬的心態和姿態。如成公二年的《鞌之戰》: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禦,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茍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壹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並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晉軍將士殊死奮戰的英雄形象歷歷在目。

2、《左氏春秋》記言文字,主要是行人應答和大夫辭令,包括出使他國專對之辭和向國君諫說之辭等。這些行人和大夫,憑借十分講究的言辭折服對方,推行自己的壹定主張,委婉而有力。劉知幾《史通·申左》:“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征近代則循環可覆。”行人辭令委婉陳詞,不亢不卑,慷慨激昂,顯示了個性風采。

《左氏春秋》的敘述語言詞約事豐、意蘊厚實。如宣公十六年記載晉軍敗於楚,潰不成軍,作者寫道:“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晉軍倉皇敗逃之全狀可想而知。作者又記入冬以後楚軍將士受凍,“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幾句體恤的話溫暖得就像穿上了棉衣,比喻貼切。

《左氏春秋》敘事能顯能晦,能虛能實,因物賦形,事愈錯綜,辭愈縱橫,聲調的緩急隨情而發,文筆的曲直莫不以肖為準。有時筆法又出人意表,寫穢褻事筆反潔,寫繁雜事筆反簡,寫緊張事筆反暇。變化多端,妙趣橫生。劉知幾《史通》:“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贊論而自見者。”

《左氏春秋》中有作者豐富的想像和合情合理的虛構,作者采集的文字記載、歷史傳說、民謠故事、神話異聞,僅是壹堆“材料”,作者的想像與虛構不僅補足了材料中普遍缺少的細節,甚至還創造了壹些必要的情節與人物的語言,它像粘合劑壹樣,把全部材料粘連在壹起,組成了壹個有血有肉的統壹體。想像與虛構是貫徹《左傳》寫作始終的壹種重要藝術思維形式,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和母親的對話純屬作者揣摩、想像而虛構的。想像與虛構的運用、作者對舊史料的修飾潤色、對傳說逸聞的廣泛吸收,使《左傳》行文更加鋪排,敘事記言更加誇張,因而不少人從史學的角度加以非難,王充《論衡》:“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相違反。”範寧《谷梁傳集解自序》:“《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韓愈《進學解》:“《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從史學求真、無證存闕的原則看,《左傳》不是嚴格的史事記錄,然而從史傳文學的角度看,這正是《左傳》藝術創造的重要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