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秦的“詩言誌”到魏晉的“詩緣情”體現了文學理論批評怎樣的發展特征如下：
對於詩歌的作用，《尚書》中最先提出了“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的主張，《毛詩序》又在此基礎上進壹步解釋：“詩者，誌之所至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
簡而言之，所謂“詩言誌”就是要求詩歌應起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實際功用。
這壹發端於先秦的“詩言誌”說在經過《毛詩序》的加工與儒家的闡發之後，逐漸演變成了社會上的主流詩學理論，這種以功用性為代表的詩論觀念影響了中國數百年的文學發展。
“詩緣情”說的提出確實對“詩言誌”之說產生了沖擊，以至於後世學者經常將二者相對立。清代學者紀曉嵐認為“知‘發乎情’而不必‘止乎禮義’，自陸平原緣情壹語，引人歧途”，就是在批評陸機所提出的“詩緣情”說將詩歌引入歧途。
其實，這種批評是不準確的。首先我們要弄清楚何為“詩緣情”。劉運好先生從佛教中對“緣”的闡釋出發，認為“緣”即是“緣因之略”，所謂的“詩緣情”就是“詩因緣於情——由情而生，情因緣外境——因物而感”。
也就是說，詩歌源於詩人因心外之物的變化而觸動內心所生發出來的真實情感。
所以，“詩緣情”所強調的其實是詩歌的產生來源於詩人的主觀性情，其理論的側重點在於闡釋詩歌的成因而非詩歌的功用。陸機在《文賦》之中其實也有對於“言誌”的表述，“佇中區以玄覽，頤情誌於典墳”，依孔安國解釋，這裏的“典墳”主要指的正是儒家之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