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形體解放而言，屈騷較“詩三百”又有三點進步：
第壹，在句法上打破《詩》之“四言”格式，利用楚地“自成天籟的歌謠體”（郭沫若《屈原研究》），形成以“六言”為主並加“兮”字的楚聲新調，顯出自然韻律之美。
第二，在章法上改變《詩》每節開頭語言、音韻重疊方式，而貫以符合通篇壹體之長詩要求的旋律和意趣。
第三，在體制性質上使獨立的語言藝術之詩在脫離音樂的情況下完形，標誌著先秦詩歌由歌詩向誦詩的轉變。
就表現手法而言，王逸《離騷章句》論其比興之義雲：“《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頗明旨意。
然《楚辭》能改變《詩經》短詩以壹物“興”起壹事的簡式，而將多種比興手法熔鑄於詩歌整體形象和整體意境的創造，其基礎卻在發揚了《詩》之“賦”（鋪）的功能，以托配既文采鋪發，又飄忽浪漫的藝術形式。
對此，劉勰《文心雕龍·物色》在論《詩經》狀物後即謂：“《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積矣”；而至漢賦，“長卿之徒，詭勢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其說頗明於詩、騷、賦在文學化道路上的演遞，但卻疏略了楚宮廷賦創作環節。因為，屈辭雖與賦體文學因緣最近，然仍屬於先秦詩歌範疇，而賦體之獨立，則始於荀（卿）、宋（玉）以賦立名的創作實踐，劉勰也認為:“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文心雕龍·詮賦》）。
荀卿《賦篇》五章，名為詠物，實則采用春秋戰國間流行的“隱語”形式，宣傳自己的道德倫理和政治主張。其思想大於形象，義理掩壓文詞，賦文實為政治思想的傳播工具。而宋賦“實始淫麗”（劉勰語），是以自覺的美文創造賦境。
概括而言，屈原是文學化的諸子，其創作無不圍繞其政治理想；荀卿是以哲學寫賦，其賦學是哲學的婢女；而宋玉則是以俳優化的文人寫賦，在其創作思想低落的同時，卻以宮廷賦創作提升了文學意識，形成由詩、騷“言誌”（重諷諫）向宮廷賦“尚美”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