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是德國的漢學家，他以德國現今圖書市場上70%都是譯文書為例證，並援引壹位美國漢學家的說法“歐洲哪個民族開始翻譯，哪個民族就開始發展”，從而說明翻譯對於壹個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與其對談的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德文系主任魏育青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翻譯對中國文化也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比如歷史上中國對於《佛經》的翻譯，比如二十世紀前後大量社科著作和文學著作的翻譯，都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外國著作的引進也推動了我國的改革開放。例如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海有壹本以介紹當代外國文學藝術為主旨的刊物《外國文藝》，這本雜誌翻譯介紹當代外國著名文學家及美術家、評論家的代表作品和理論，信息豐富及時，介紹了勞倫斯、薩特、納博科夫、博爾赫斯等深具影響的作家的代表作品，為中國讀者了解現當代外國重要文學流派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多年後，雜誌編輯部曾邀請壹些作家開座談會，這些作家表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還比較封閉，對當代外國文學的啟蒙主要來自《外國文藝》，也由此影響了中國作家的創作，打開了他們的思路，他們發現詩歌、小說、散文的多種寫法，找到了創作的更多可能性。因為大量閱讀翻譯作品，可以幫助作者打開視野，能夠汲取外國文化中的精華，如果沒有翻譯服務事業，中國不可能取得近壹二十年的發展。
這種影響不局限於中國，天津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翻譯系教授王洪濤說，他在牛津大學訪學期間，英語語言文學系學者馬修·雷諾茲曾經表示，俄羅斯小說曾經大量引入英國被翻譯成英文，英國小說從俄羅斯文學作品中汲取很多養分。
中國作家為何外語不好
顧彬曾說，“中國當代文學的語言有問題，其中壹個重要原因還是我壹直說的，中國作家的外語不太好，無法讀原著，就無法吸收其他語言以豐富自身的表達。”針對這壹觀點，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盧楨說，因為某種特殊原因，中國作家在六七十年代遭遇到教育的斷層，特別是西方文學涉獵不如之前廣泛，導致包括閱讀在內的文學交流中斷，中國文學在豐富性方面變差，而這種豐富性影響作家群體的創作水平。作家在閱讀過程中，經常閱讀二手或者三手的翻譯文本，讀到並不是真正西方名著的原文，影響知識和思想的接收，源頭出現問題，肯定會影響創作。“比如，有的作家說自己的創作受到卡夫卡、喬伊斯的影響，但是妳並不懂該國語言，妳是受到作家本人影響還是譯者的影響，這就不得而知。直接閱讀外語原文，對於文學思想和寫作技巧會有更直觀的收獲和認識。”
北京天譯時代翻譯公司說，外語具有社會文化建構功能。除了文學層面，從語言學角度來說，作家直接閱讀外語原文作品可以學習外語裏面新鮮的表達方式，詞匯、句式、篇章構成，等等。此外，語言與思維方式緊密相連，通過閱讀外語作家的作品，了解他們的思維方式，對於自己寫作方式也有積極想象空間，讓寫作視野更加開闊。新文化(300336,股吧)運動前後，魯迅、林語堂他們是作家，也是翻譯家，魯迅提出過“寧信而勿順”的翻譯原則，他的用意是通過翻譯來學習其他各國語言的長處。到了現當代，楊絳、季羨林都是外語非常好的作家，外語對於他們的中文創作起到積極作用。
由於歐洲各個國家語言上***同點較多，歐洲作家普遍通曉兩三門外語，通過外語了解其他國家文學狀況是很自然的事情。歐洲作家具有壹些先天優勢，他們掌握的大多也都是歐洲的語言，像顧彬先生既通曉歐洲語言又通曉漢語的仍是少數。
天譯時代翻譯公司認為，盡管掌握外語對於文學創作有很大益處，掌握外語並不是成為壹名優秀作家的決定性因素。擁有文字天賦、敏銳的洞察力、能夠將自己獨到的思想凝練成優美的文字，這些都是優秀作家的品質。
譯作粗糙缺乏“慢工出細活”，翻譯稿酬較低難成熱門職業
據統計，截至2014年，國內語言服務業專職從業人員約為120萬人，其中翻譯人員占53%，約為64萬人。中國原外文局副局長黃友義說，“中國真正合格"中譯英"人才不足百人。基本上每壹所大學都設有外語學院，每年從外語院校畢業的外語專業學生很多，但是質量壹直不是很高，能完成些壹般翻譯工作的人並不少，但是能夠和願意完成高難度翻譯任務的頂尖人才卻不是到處都有。”顧彬談到，中國文學翻譯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在於母語。他最近看到《中國日報》海外版上的壹篇文章，覺得非常有意思，是說基本上在中國搞翻譯的人都是年輕人，20歲開始做翻譯，30歲之後再去做別的。而中國業內專家認為，譯者母語不夠好僅僅是譯作粗糙的淺層原因，背後深層原因更為復雜。
畢業後就在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工作的年輕編輯陳默告訴記者，當時學校開設了“中國文化課”，但大部分同學都利用這堂課寫其他科目作業，沒有人認真聽課。所學科目中，外國語言文學史是必修課,而中國文學史是選修課，很多同學都覺得學習中文沒用。
北京天譯時代翻譯公司表示，當代譯者大多出自外語專業，確實存在輕視漢語學習的現象，特別是年輕譯者是古漢語功底不夠紮實，雖然使用現代漢語寫作，古漢語能力的缺乏直接導致譯文不夠凝練，缺乏美感。大學的課程設置上可以做壹些調整，增設古典文學、文學鑒賞評析的課程，對外語專業的學生進行正確引導。有誌成為翻譯工作者的年輕人，也應該主動學習，提高自己的語言修養。
著名翻譯家，曾翻譯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濟慈詩選》等作品的屠岸先生說過：“要做好文學翻譯，需要深刻掌握兩種語言的精髓，而這其中更重要的是掌握本國的語言和文化。因為好的文學翻譯要把自己完全投入翻譯對象中，體會原作作者的創作情緒，最終用母語再表現出來，這要求譯者必須打下深厚的中文基本功底，領悟漢語言文學的精髓，使之融入血液中才行。”目前看來，翻譯時能夠做到兩種語言融會貫通的年輕譯者少之又少。
老壹輩傑出的翻譯家年歲漸長，壹些翻譯家也相繼謝世；年輕譯者與前輩相比遜色很多，翻譯界再難出“大師”。魏育青認為，造成這方面的原因很多，除了教育制度以外，現代社會價值取向比較多元，文學翻譯比起同傳、商貿翻譯工作來說，文學翻譯是比較清苦的工作，有的年輕人中外文功底俱佳，他卻不肯去做筆譯翻譯。為什麽？壹本社科著作，千字稿酬不過80元左右，壹本很有難度的、壹二十萬字的書認真翻譯出來要花上壹兩年的時間，最終不過幾千元的稿酬，和壹場同聲傳譯的收入差不多，付出和回報無法形成正比。
從翻譯專業報考情況來看，學生對於翻譯中的同聲傳譯很有興趣，但對文學翻譯就不怎麽青睞了。同聲傳譯的市場行情是按分鐘計價的，收益高，在很多具備專業技能的人眼中都是首選，但是壹聽到文學翻譯，許多人就興趣不大。
前不久去世的著名法語翻譯家徐和瑾先生曾說：“壹時譯不好，慢慢磨唄。”這種“慢慢磨”的情況也越來越不被業界允許，例如 2003年10月，南非作家庫切獲諾貝爾文學獎，2004年4月，浙江文藝出版社壹套五本的《庫切小說文庫》已經上市。2004年10月，奧地利女作家耶利內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今年1月的北京圖書訂貨會上，已有數本耶利內克的中文譯作問世。王洪濤認為，壹些出版社為了“趕書展”或者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後“搶時間”，要求譯者在短時間內將作品翻譯完，使得譯者只能拼命“趕工期”。事實上，在出版方和譯者的關系中，譯者基本處於被動地位。
應改變重論著輕翻譯現狀，要建立文學翻譯評估體系
“不是沒有翻譯的人才，而是水平較高的翻譯人才積極性壹再受到打擊，已經不願意去翻譯了。”王洪濤認為,譯作在很多高校和研究單位評職稱的時候不被納入體系，而文學翻譯的認可度在逐年下降，並不受到人們重視。
魏育青說，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壹個問題是重論著而輕翻譯。很多人還把翻譯視作壹種簡單的技能，認為懂外語的人都能做翻譯。青年教師要想晉升，就要寫論文、出“成果”。但是要出壹些好的譯著可是要“十年磨壹劍”的，北大羅煒老師翻譯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就耗費近十年時間。抓住壹本著作中幾個點闡釋發揮和將幾十萬字的壹部名作翻譯出來，哪個投入更大，“收效”更大？面對目前的評價機制，不少人自然是更願意寫論文。文學翻譯人才難覓的現象與當前的壹些機制有關。
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黃雅琴則持有壹些不同看法：在她接觸的譯者中，不乏中英文水平都很出色的中生代譯者，他們收入微薄，犧牲大量業余時間，熱心於外國文學翻譯工作。“目前文學翻譯的收入遠不具備糊口的可能性，所以大部分青年譯者都是兼職。但是，他們仍然憑著自己純粹的興趣和理想支撐下來，社會應該保持壹種寬容的態度對待優秀中生代譯者。”她說。
上海譯文出版社也曾經做出過壹些嘗試，出版社千字60元的稿酬的確不高。例如，譯文社長期堅持在基本稿酬之外，支付給譯者壹定比例的版稅。除了基本稿酬每千字50至60元外，譯者還能在譯文社獲取基本稿酬的百分之壹乘以該書銷量印數稿酬。這意味著，所譯圖書印數每增加10萬冊，譯者所得稿酬也就增加壹倍。這無疑為全國出版界完善文學翻譯的稿酬制開了個好頭，但在全國範圍普及還需要壹點時間，
目前翻譯作品良莠不齊的現狀，也反映出缺乏專業的監管機制，翻譯的水平鑒定需要借助學術評估，而現在學術評估尚未介入市場行為中。對於文學翻譯應建立壹套相關的評審評估體系，對有必要在學術評價體系創新方面有所突破，給高質量的翻譯作品以及優秀的譯者應有的專業認可。業內專家表示，只有社會真正重視翻譯這個行業，給予譯者應有的地位和尊重，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文學翻譯的行列中，好的譯者和譯著才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