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子”之說的是曹丕。他在《典論·論文》中說:“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
北海徐□偉長、陳留阮□元瑜、汝南應□德璉、東平劉
楨公□。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
騁驥□於千裏，仰齊足而並馳。”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
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
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
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盡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
歷都有所不同，但壹般都不能逃脫顛沛困頓的命運。後
期他們都先後依附於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
中這樣的高級官職，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
孔融後來與曹操發生沖突，被殺。由於七人歸附曹操時
間先後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後期不存在壹個統壹的界限。
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阮□在建安初,陳琳在建
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在建安十三年後。
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
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
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
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駕出北郭門行》、
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壹定的思想深度；
但有些作品情調過於低沈感傷，如阮□《七哀詩》、劉
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
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
遊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
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後期，“七
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占著主導地位。
“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
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
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
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
在詩歌方面也都有壹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
較剛勁有力，阮□比較自然暢達。徐□詩、賦皆能，文
筆細膩、體氣舒緩。應□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
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壹些***同的特點，這
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
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
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
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
們與“三曹”壹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於
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
在詩歌方面，“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
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
的出現，標誌著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
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
上更臻於精美。如徐□的《室思》就比同壹題材的《青
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
馬長城窟行》、阮□《駕出北郭門行》等都作於漢末戰
亂發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壹定比“古詩”晚，它們在
五言詩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在辭賦方面，“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
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壹步繁
榮作出了貢獻。“七子”的小賦有三點值得註意：①取
材範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常化進壹步沖淡了
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②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
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濃
厚。對於“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
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
示了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為王粲、徐□二人是曹魏壹
代的“賦首”，說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
嶽等並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的書記，徐
□、王粲的論說文，在當時都能獨樹壹幟。它們的***同
優點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
貫註了作者獨特的氣質。“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薦
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
《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
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誌》等。“七子”散文
在形式上有逐步駢化的趨向，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
他們的壹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為從漢末到
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壹個不能忽略的環節。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獨存徐□的政治倫
理專論《中論》。明代張溥輯有《孔少府集》、《王侍
中集》、《陳記室集》、《阮元瑜集》、《劉公□集》、
《應德璉休璉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
代楊逢辰輯有《建安七子集》。
文學史上的“竹林七賢”，是指曹魏正始年間的七位詩人，即阮籍、嵇康、山濤、阮鹹、向秀、王戎、劉伶，是“正始文學”的代表作家。《魏氏春秋》載：“嵇康寓居河南山陽縣……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鹹，瑯?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從中國古典文學的角度上說，“竹林七賢”中以阮籍、嵇康二人成就最高。阮籍的代表作是輯有82首五言詩的《詠懷》，這些詩作多為嗟聲憂時、苦悶仿徨之作，從某壹種意義上說，反映了魏晉時期文人相輕，受官場排擠的壹種特定的社會現象。嵇康，善文學好音樂，官至中散大夫，其文學代表作為散文《與山巨源絕交書》；在音樂方面，以彈《廣陵散》著名，曾作《琴賦》，對琴的奏法和表現力，作了細致而生動的描寫。這兩人的壹詩壹文，各有特色，各有千秋。阮籍表達詩的主題，采用隱晦曲折的方式，而嵇康的文，則是語言直率潑辣，風格幽默，表現出自己放蕩不羈、疾惡如仇的性格。其他如山濤、王戎、阮鹹三人無作品傳世，劉伶除了《酒德頌》，只有壹首五言詩《壯芒客舍詩》流傳於世，向秀僅存《思舊賦》壹篇。
全真七子
全真七子是中國道教重要支派全真教的開山祖師王重陽的七個弟子。他們各有所長，分別繼承了王重陽的各種絕技。在金庸先生的小說《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中把全真七子描寫為武功高強的人士，但現實裏並非所有人都會武藝。
全真七子分別為以下七人：
馬鈺——丹陽子
丘處機——長春子
王處壹——玉陽子
劉處玄——長生子
譚處端——長真子
郝大通——廣寧子
孫不二——清靜散人
前七子
明代文學流派。弘治、正德年間，李夢陽、何景明
針對當時虛飾、萎弱的文風，提倡復古，他們鄙棄自西
漢以下的所有散文及自中唐以下的所有詩歌，他們的主
張被當時許多文人接受，於是形成了影響廣泛的文學上
的復古運動。除李、何之外，這個運動的骨幹尚有徐禎
卿、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總***七人。為把他
們與後來嘉靖、隆慶年間出現的李攀龍、王世貞等七人
相區別,世稱“前七子”。他們的文學觀的***同點是,強
調文章學習秦漢，古詩推崇漢魏，近體宗法盛唐。
前七子的文學主張，有其進步意義和積極作用。明
初制定和推行的八股文考試制度，使許多士子只知四書
五經、時文範本，不識其他著作。而充斥當時文壇的多
是“臺閣體”、“理氣詩”。前者是粉飾現實、點綴太
平的無病呻吟,“陳陳相因,遂至□緩冗沓，千篇壹律”
（《四庫全書總目》）；後者確為“擊壤打油，筋鬥樣
子”（朱□尊《靜誌居詩話》），迂腐庸俗，詩味索然。
李夢陽等人面臨這種情況，首倡復古，使天下復知有古
書，使人們註意學習情文並茂的漢魏盛唐詩歌，這對消
除八股文的惡劣影響、廓清萎靡不振的詩風，有壹定功
績。
前七子提倡詩必盛唐,有其文學淵源。早在宋末,嚴
羽已主張學詩應“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
天寶以下人物”(《滄浪詩話·詩辯》)。盛唐詩人，尤
其是杜甫,諸體詩已完全成熟,壹向是宋、金、元的壹些
有識之士的學習對象,效果可觀。到了明初,林鴻、高□
就正式以盛唐相號召。林鴻的《鳴盛集》專學盛唐，高
□編輯的《唐詩品匯》將盛唐詩列為唐詩的正統。而前
七子的文學主張正是這種傳統的必然發展，並且在新的
歷史條件下稍加理論化、系統化。
前七子在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總的思想指導下，在
壹些具體的文學見解上彼此仍存在著某些分歧。李、何
之爭正是其表現。雖然他們都認為詩文之法來自秦漢盛
唐，但在摹擬方法上則稍有不同。李夢陽的擬古，提倡
句模字擬,強調“開闔照應，倒插頓挫”的成法,要“刻
意古範”，“獨守尺寸”；而何景明則主張擬古要“領
會神情”，“不仿形跡”，應該做到“達岸舍筏，以有
求似”，最終不露模擬的痕跡。由此可見，前七子倡導
復古,並非完全是食古不化,他們中有些人也在思考、探
索，只是沒有達到以復古求創新的高度。李、何之爭雖
不免夾雜意氣用事成份，但也推動李夢陽此後的自我反
省。他晚年在其《詩集自序》裏承認己詩“情寡詞工”，
對過分強調“刻意古範”有追悔之意。另外，徐禎卿在
《談藝錄》裏論詩，重情貴實，主張“因情立格”，亦
與李夢陽的看法有所區別。
前七子多是在政治上敢與權臣、宦官作鬥爭的人物。
盡管他們詩文創作成就不等，但均有壹些面對現實、揭
露黑暗的作品。如李夢陽、何景明的《玄明宮行》、王
九思的《馬嵬廢廟行》、王廷相的《西山行》等，都是
表現宦官專權及譏刺他們橫行不法、驕橫淫逸的題材，
頗切中時弊。
前七子力倡復古，影響甚巨。弘治以來明人匯刻的
《唐百家詩》（朱警輯刻）、《唐十二家詩》（張遜業
輯刻）、《唐詩二十六家》（黃貫曾輯刻）、《廣十二
家唐詩》（蔣孝輯刻）等選本，大多只收中唐以前詩歌，
可見當時風氣之壹斑。前七子也是後七子的前導，使文
學復古運動在明代長達百年之久。
但是，前七子中壹些人過分強調了從格調方面刻意
模擬漢魏、盛唐詩歌，甚至將壹些結構、修辭、音調上
的問題視為不可變動的法式，鼓吹“夫文與字壹也。今
人摹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
欲自立壹門戶邪？”（李夢陽《再與何氏書》）這就否
定了文學應有獨創性,也否定了創作的現實生活根源,以
致發展到後來模擬成風，萬口壹喙。嘉靖初，詩人薛蕙
與楊慎論詩，就認為“近日作者，模擬蹈襲，致有拆洗
少陵,生吞子美之謔”（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很
有識見。
後七子
中國明代文學流派。由嘉靖、隆慶年間的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吳國倫和徐中行等七人組成。他們在李夢陽、何景明等前七子之後，繼續提倡復古，彼此標榜，聲勢更為浩大，世稱後七子。後七子的文學主張基本上與前七子相同，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李攀龍、王世貞是後七子的代表作家，他們認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字成辭，屬辭成篇”，模擬古人就可以了。並且武斷地認為散文自西漢以後、詩歌從盛唐以後，都不值壹讀。把復古運動引到了極端。後七子在文壇上活躍的時間較長，他們的文學主張彼此間有不少差異，而且有所發展和變化。李攀龍死後，王世貞主盟文壇近20年之久，後來他也漸漸地覺察到復古主義的某些弊病，認識到“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的道理。由於後七子立論有的褊狹，有的通達，故其創作中的模擬仿古程度也有所區別，其中李攀龍最為嚴重。後七子在近體詩方面都有壹定功力，李攀龍俊潔響亮，王世貞精切雅致，吳國倫整密沈雄，徐中行閎大雄整，謝榛神簡氣逸。但都帶有模擬的毛病。加之才氣不足，生活不厚，常有重復雷同的現象。在後七子復古運動後期，由於公安派、竟陵派的攻擊，其影響漸弱，已不能左右文壇。但他們“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為許多詩人所接受。明末至清代也有不少詩人仍然受到他們理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