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詩”與“史”的結合，即文學性和歷史性的統壹。首先，它不是對歷史小事或事實進行簡單的敷寫或重復，而是史事的文學化，將史事以文學形式中特有的詩的手段，進行重新的理解和架構，最終成為壹種不同於歷史的文學樣式。其次，又有歷史事實作為憑依，而不是空發議論或單純地抒情。如辛棄疾的《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此詞充分表現出英雄心靈世界的豐富和曲折性，深度開掘出詞體長於表現復雜心態的潛在功能。
二、“詠史”與“言誌”的統壹，即借詠寫歷史表現對現實政治的強烈關註。詠史是動因，言誌抒懷才是最終的旨歸。而這類詩歌中所表達的“誌”的內容，大多是建功立業的理想，是對國運興衰的擔憂，無論是李白的《古風》還是王維的《夷門歌》，都隱藏著詩人的心誌。辛棄疾的詞中歌頌了大批古代的英雄人物：有“悠悠萬世功”的大禹，有“隆中臥龍”的諸葛亮；有出師北伐感嘆“樹猶如此”的桓溫；有“氣吞萬裏如虎”的劉裕；有“石臥山前認虎”的飛將軍李廣；有“尚能飯否”的老將軍廉頗等等。作者歌頌這壹大批英雄人物，是為了抒發自己的英雄襟懷和渴望為國立功的抱負。
三、古詩詞的創作路數，通常先由眼前所見之景物，然後再由憑吊古人引發對當下的時代社會或者自我生存狀態的思考。如，此詞雖題為“懷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