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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詩歌的總體特征

無論從世紀初的眼光回首歷史,還是從已有的研究出發,以“80年代以來”的方式,看待近30年的詩歌歷史,都可以在壹定程度上成立。[1]當然,以這樣的時間範圍進行論述並非要忽視“文革”結束至80年代之間的歷史。作為壹種策略,這裏的時間起點只是出於詩歌藝術的完整性,比如:如:創作風格的連續性、創作方法的壹致性、區別於以前詩歌創作以及造成顯著影響等等來研討內容,以及避免“新時期文學”這壹概念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2]。盡管,任何壹段歷史的連接常常並非涇渭分明的事實,往往使理想中的歷史分期帶有前後矛盾的成分。

1976年“文革”的結束,使詩歌創作以及詩歌“想象”逐漸真實起來。然而,如果只是考察此後壹段時間內的詩歌創作和詩歌發表,可以看到的是,對於歷史記憶的清理仍然是壹個過程。這不但為“復出的詩人”、“歸來者”之類的詩歌史稱謂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同樣的,也為年輕壹代詩人浮出歷史的地表,獲得了歷史的機遇。這種由於歷史的原因而造成的迅速而頻繁的登場,及其之間的代際差異,無疑為考察80年代詩歌潮流的演進方式,提供了參照的可能。

構成日後80年代詩歌寫作陣營的詩人,主要來自兩個詩歌“群體”。即壹類是“復出”的詩人,壹類是“青年詩人”。“復出”的詩人,主要顯示了當代壹體化時代特別是“文革”時代的歷史遭遇。因此,從廣義的角度上講,“復出”的壹代並不僅僅是“歸來的壹代”,其中還包含著對更早歷史記錄的重新書寫:40年代的“中國新詩派”,50年代因“胡風集團”而遭受牽連的“七月詩派”,1957年反右鬥爭中的“右派分子”,都可以被視為是“復出的壹代”,只不過,這些詩人在“文革”結束重新進行創作時,都在主題、情感上表達了壹種“歸來者”的身份和反思意識,然而,由於年齡的限制和詩歌觀念上長期遭遇“桎梏”,所以,“復出”壹代詩人的絕大多數顯示“後勁不足”,而少數保持創作活力的詩人,則更多體現為對壹種歷史思維的拒斥以及自我的不斷超越。相比較而言,“青年壹代”詩人則發揮了巨大的詩歌想象空間,他們的出現特別是“潛在作品”的重新問世,填補了“文革”時代蒼白的詩歌歷史。當然,這些在年齡、寫作價值取向並不壹致的“壹代”很快由於“朦朧詩”及其論爭的出現而呈現出“斷裂現象”,此後的詩歌必將向“多元姿態”的歷史予以展開。

與詩人相繼“復出”、浮現相適應的是,詩歌的閱讀和發表也呈現出壹種新的態勢。與50、60年代相比,80年代正式出版的詩歌刊物有相當的數量增加。除《詩刊》、《星星詩刊》在“文革”結束之後較早復刊之外,針對當時詩界乃至文藝界本身走向繁榮的景象,各地也相繼通過不同形式創辦詩歌刊物,此外,各種綜合類文學刊物大都開辟壹定版面,以及1981年,唯壹的詩歌理論刊物《詩探索》的創辦,均為80年代詩歌的繁榮和發展起到推動作用。與正式期刊刊發詩歌作品相呼應的,是非正式印刷品在80年代的盛行,這種可以視為是寫作與正式發表之間的“中介”(即“民刊”),同樣具有無法忽視的詩歌史意義。這種常常在80年代以“油印”、“手抄本”形式出現的“刊物”,既在壹定程度上接續了現代文學史意義上的同類現象,也可以在視為是壹種“民間權利”的同時留下了時代的“記憶”。以著名的《今天》為例,它的出現以及日後顯著的位置,不但使這種“發表”方式得以流傳,而且,還在日後的詩歌交流和閱讀接受中,比如:80年代中後期特別是90年代詩歌,起到了重要的“典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