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在這部書的開始，就以王國維與胡適兩位文化學者為批評對象。他指責九十年前的王國維對元曲評價太高，是以元雜劇為中國戲曲史研究的“重心”，而沒有給昆曲以最高地位。又批評胡適持“文化進化論”，肯定了花部的替代式微了的昆曲，因而使現代許多人“把平劇（京劇）視為中國傳統戲曲的代表，並把這個觀念輸向國際社會”。於是余秋雨提出只有昆曲才是“中國傳統戲劇學上的最高範型”、“中國戲劇史上沒有任何壹個其他劇種可以與之比肩”。接下來，余先生就將昆曲為什麽如此“高”的理由，歸結於從來沒有壹種戲曲能夠像昆曲這樣吸引“上層文化的高濃度投入”，而“昆曲，是世俗藝術中吸納上層文化最多的壹個門類”。其直接原因，就是昆曲作者的文化水平比元曲作家高。他說，“如果北雜劇的創作隊伍與昆曲的創作隊伍做壹個整體性的比較就會發現，昆曲創作隊伍裏高文化等級的人要多得多。大致說來，北雜劇創作隊伍中的骨幹和代表性人物是士大夫中的中下層知識分子，而昆曲創作隊伍中的骨幹和代表性人物是士大夫中的中上層知識分子……元代雜劇作家中有進士及第的極為罕見，而明僅以進士及第而做官的劇作家多達二十八位”。
這二十八位的統計數字，精確與否且不論。首先，研究中國戲劇史，能不能將元雜劇、昆曲、花部諸劇種（以京劇為代表）進行這樣的“比較”，從得出在戲劇史上孰高孰低的結論？這是壹個問題。另壹個問題是，存在不存在昆劇作者“文化等級”比元雜劇作家“文化等級”“高”，因而導致了的昆曲要“高”過元雜劇的事實？
我認為這是兩個偽命題，充分顯示了余秋雨在學問上的漏洞和思維上的武斷。
首先，元曲與昆腔傳奇，本是壹條戲劇大江的中遊與下遊，本不存在所謂高低的問題，而是壹個先後發展的問題。我們能不能因為唐詩的作者多，留下的作品數量大，在語言和表現手法上更與我們現代接近，我們就可以認為唐詩高於楚辭，高於漢魏六朝，李白、杜甫比屈原、陶淵明、左太沖、《古詩十九首》更偉大？千古論文，沒有這樣的比較法，根本就不應該下這樣的判斷！文化上，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我們能造壹個沒有壹二層樓的美輪美奐的“三層樓”嗎？人類即使有了“永遠也說不完”的莎士比亞，有了現代最輝煌燦爛的美國好萊塢大片，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嘲笑和貶低簡樸、崇高的希臘悲劇，沒有理由輕視歐洲中世紀城鎮廣場上最簡單的通俗小戲！
其次，劇作者的“文化程度”能不能和余秋雨津津樂道的“中進士”直接掛鉤，等同起來？盡管他也說：“科舉等級當然不等於文化等級”，但他反復強調，昆曲是“上層文化的高濃度介入”，又說中進士的就是“高文化等級”，那布衣之士顯然就是低文化等級，這個意思再清楚不過。這不是壹種典型的勢利之見又是什麽呢？
自隋代設進士科以來，歷經唐宋明清等朝代，科舉固然出了大量的人才，但主要是管理國家的文官行政系統的人才。文學的情況則要復雜得多，文學才能決不是進士考試就能考出的，尤其在主要以經義和八股取士之後。
李白、杜甫都不是進士出身，辛棄疾率起義軍南歸，以功業立於南宋，與進士無關，所交當世豪俊，如朱熹、陳亮、陸遊等等，沒有壹位因他為沒中過進士而不尊敬佩服他的。姜夔始終是布衣，“文化”如何？在詩歌、長短句、音樂、書法上絕對是壹流。林逋、晏幾道(宰相之子)、賀鑄、周邦彥、劉過、吳文英、周密、張炎等詩人詞人，哪個中過進士？施耐庵、羅貫中、吳承恩、曹雪芹、金聖嘆、洪升、孔尚任、蒲松齡這些偉大的文學天才，誰是進士出身？文學人才，公正地說，和中過進士與否實在關系不密切，進士中也出文學人才，尤其是傳統的詩文創作中。而創作長篇小說或大量短篇小說，或壹生以文學為職業的，那倒是以不中進士、不做官的人士，才能更有時間長期寫作；另壹面，正因為不做官，生活於社會的上下層之間，才能洞見政治利弊，民生疾苦，人情真偽，才能看透仕途官場的黑暗，而壹心壹意以“立言”為生命的歸宿。
再說元劇作家為什麽進士少？元統治者起自朔漠，入主中原後，不重視文化教育，搞民族歧視，對漢人存在深深的敵意與猜忌心理，長期不肯采用科舉選士制度；地方上以不識漢字、不通漢文化的蒙古人、色目人為官，以漢人作吏。中國元代科舉史實表明，元王朝雖然全國性的統治只有97年，但蒙古滅金早於滅南宋，原金國地區長達七十年未開科舉，南方有四十多年未正式開科舉，而寫雜劇的大多是北方讀書人，最後的壹段時間又處於農民起義的大動亂年月，在這麽長較和平的歷史時期裏沒有常規的取士制度，妳叫讀書人哪兒去中進士？元代第壹流的大戲劇家，今天從其劇本來看，哪個不是學富五車，淹通經史？《西廂記》的作者王實甫以及關漢卿、鄭光祖、白樸、馬致遠，所謂“關鄭白馬”四大家，沒有壹位是進士，豈是偶然？認為元曲的地位、成就在昆曲之下，是由作者們的“文化水準”也即“進士很少”這個可笑的理由決定，這是余秋雨的“發現”。然而這個“發現”的庸俗、荒謬顯而易見。這是滿腦子院長、顧問、學歷職稱的余秋雨先生在學術上不自覺的流露。
這壹點余先生遠不及古人，古人有識者無不將科舉看作入仕的敲門磚，它既是政治上的出路，也是養親謀生之具，像余先生這樣，將“進士及第”和學問文化等同起來，以《儒林外史》中人的口吻論戲曲遺產，這樣的見解真是很少見！
由於上述緣故，明代傳奇作家、昆曲作者，進士出身的，絕對人數多於元雜劇作家，是正常的。因為自明開國始，直至清易代，科舉壹直按期舉行，從無像元代那樣長期廢置的情形。但也仍然有大量昆腔劇作家與“進士及第”無緣，如果說其中進士有二十八名的話，那他們仍然是極少數，其中沒有中過進士的劇作家，將十倍、二十倍於此。如昆劇的第壹位大劇作家，寫《浣紗記》的梁辰魚就不是進士，明末清初的戲劇家李漁與李玉兩位也非進士。他們到底是余秋雨說的“高文化等級”還是“低文化等級”呢？
統計數字，在這裏顯然不能證明論點。歸根結底，科舉出身不是從事文學藝術創造的劇作家的文化水準的標誌。
余秋雨先生的學術高論大多如是。至於他不贊揚王國維在1912年寫成的《宋元戲曲考》這樣的壹部劃時代著作，肯定王國維所說元雜劇“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這樣的大見識，反而將王國維以元曲與楚騷、漢賦、六朝駢文、唐詩、宋詞相提並論，稱為“壹代之文學”，貶低為是“文學思維”，而不是“戲劇思維”，更是屬於小雞教訓老鷹。王靜安豈不知代雜劇是在勾欄、劇場裏上演，而首先不是放在書齋裏讀的？恰恰相反，昆曲中倒是有不少駢儷典雅太過、而只屬案頭制作，沒有劇場效果的作品，不知余先生讀過沒有？如何評價？
其實，昆曲作為元代南方諸聲腔之壹，後來發展成了壹個劇種，有六七百年的歷史，它上承元雜劇，下對花部諸腔，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與元雜劇根本不存在誰重要、誰不重要、誰是“最高範型”、誰不是“最高範型”的問題。余先生的學風，壹向是喜歡以開天辟地自居，這就必然要抹煞前賢，突出自己，故作驚人之論。事實上，自明清以來，昆曲作為壹個藝術品種，作為壹筆巨大的藝術遺產，總的來說，是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重視，誰也不敢無視昆曲。在余秋雨之前和同時，就有眾多的對昆曲各個方面的研究著作。寡陋如我，也看了有幾十家之多，包括昆曲發展史、音樂史、劇本史、劇場史、演出史、家樂戲班史、科班史、演員史、服裝史、碑刻文物史等等，考證、研究、評論昆曲這壹劇種和歷史文化現象的著作，可謂多矣。戲劇史工作者對昆曲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完全不存在評價偏低的問題。可是余先生偏要嘩眾取寵，發明出在學術上根本站不住腳的所謂“最高範型”說，實際上又只是勢利之見。這樣壹部專論昆曲的“專著”，事實上除了文筆花哨外，什麽發現與發明都談不上，所能給予讀者的，就是以上這些讓人哭笑不得的“創見”，其價值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