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七絕詩，就其內容可分為詠史和寫景抒情兩大類。
他的詠史詩，善用翻案法，令人耳目為之壹新。“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題烏江亭》）見解頗為獨特。杜牧少有大誌，註說兵書，向往貞觀遺風，此詩便意在表達恢復唐朝國勢的政治抱負。由此可見，他的詠史詩往往具有鮮明的政治針對性。
在杜牧的七絕中，最能代表他的詩歌成就的還是寫景抒情詩。杜牧的七絕寫景，畫意濃厚，形象洋溢著勃勃的生機，明麗的畫面則給人雋秀之感。他的詩有的如姑蘇名園，小巧別致，饒有情趣；有的似太湖奇石，平淡中見雅致，不經意處見匠心。在他的筆下，既有“溶溶漾漾白鷗飛，綠凈春深好染衣”的漢江春色，也有“馬放平沙夜不收”、“塞垣高鳥沒狼煙”的邊塞奇觀，極盡畫工之妙。其實，杜牧本人就是丹青能手。據《畫史》載，宋米芾就曾稱贊杜牧所摹維摩畫像“精彩照人”。詩畫兼工的杜牧，把詩畫二者有機地統壹在壹起，形成詩中有畫的獨特神韻。
杜牧在黃州刺史任上寫過壹首《齊安郡後池絕句》，便鮮明地體現了杜詩的這壹特色。詩雲：
菱透浮萍綠錦池，夏鶯千囀弄薔薇。
盡日無人看微雨，鴛鴦相對浴紅衣。
全詩設色精絕，濃而不艷，以綠為底色，潑筆塗抹，以鴛鴦之“紅衣”與盈盈綠水相映襯，呈現出清麗和諧的格調。而杜牧又從動態把握意象，使景物生意盎然，栩栩如生，尤其是壹個“透”字，壹個“弄”字，壹個“浴”字，雖只有寥寥數筆，卻境界全出。夏鶯鳴囀，又給畫面增強了音響效果，靜景、動態、聲響通過詩畫與畫的紐帶被和諧地統壹在了壹起。
詩人具有高超的藝術概括能力，加上他對自然美的敏銳感和細致的觀察力，稍壹涉筆，就描繪出壹幅完整生動的畫面，而江南煙雨美景、山明水秀，又為作者提供了廣闊的藝術創作空間，才使他的詩作具有永恒的藝術魅力。
人稱杜牧為“小李杜”，以與李商隱相應，究其風格，亦與遺山又些許相似，壹是在色彩的鋪染上，二是在句法的雕琢上。不過杜牧的七絕則更加峻切疏宕，蘊涵著深刻的思考，創造出壹種耐人尋味而又明潔暢達的意境。王國維說：“文學之工與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在杜牧的代表作《江南春》、《泊秦淮》中，雖明為寫景，卻以景寄情，抒發興亡之感和世事哀音，真切動人。李遺山也擅長比興寄托之法，然而正如清人劉熙載所言：“杜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綿邈。”杜牧豪爽，有時逼似李白，即有憂郁，亦以曠達出之；李商隱則刻意追求深曲之風，含意朦朧，艷麗而略失於晦澀。
杜牧為了在詩中創造這種暢達的意境，往往選取的都是明朗的、給人以快感的景物作為意象，如“青山”、“夏鶯”、“白雲”等，即使是常寫的“雨”景，也不見蕭瑟之意，卻多了些自然清新的趣味。
杜牧素有經邦濟世的抱負，吳武陵稱他“真王佐才也”，他對自己詩的風格也有“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飛谷”的追求。他的詩明快向上，即使在心情不好的情況下，也不例外。如《胡晚題韋家亭子》中，詩人結句振筆直上，描繪了“曲渚飄成綿壹張”的景象。《重到襄陽哭亡友韋壽朋》是悼亡之作，眼前是秋風颯颯，而詩人想到的卻是“重到笙歌分散地，隔江吹笛月明中”。
杜牧七絕詩的美，還表現在他那富有“立體感”的語言和擬人、比喻的手法，傳出了自然景物的“神”。清人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壹切詩文，總須立在紙上，不可字臥紙上，人活則立，人死則臥，用筆亦然。”杜牧的語言，達到了“立”在紙上的功夫。
在《齊安郡偶題》中作者寫道：
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縷青煙柳影中。
多少綠荷相倚恨，壹時回首背西風。
荷花寫得如此傳神，很得力於“立體”的語言和比擬的手法。“回”、“背”二字壹出，便覺荷已然活靈靈“立”在紙上，鍛煉而不失自然之美，又巧妙地將荷背西風與人背世俗粘和得不見針腳，形成圓融壹體的境地。
杜牧七絕中比喻恰到好處者，不乏其例：“壹樹梨花落晚風”（《鷺鶿》），把驚飛遠去的鷺鶿喻為風中飄落的梨花，清新明朗；“水紋如燕參差池”（《江上偶見絕句》），以皺綢喻水波，新穎妥帖。劉勰《文心雕龍·比興》中談到比喻時說：“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杜牧詩之所以比喻自然貼切，就在於他的詩包含深情，感人至深。無論是“蠟燭有心還異別，替人滴淚到天明”，還是“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尤似倚樓人”，都可謂字字凝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