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中看，劉蘭芝美麗善良，又聰明又能幹又有教養，幾乎無可挑剔，焦母有什麽理由不喜歡這個媳婦呢？
其實，焦母自己明明白白地講了她對劉蘭芝的不滿，那就是“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我們壹直認為這是焦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誣陷之詞，其實，這是焦母的心理話，焦母“久懷忿”的正是劉蘭芝的“舉動自專由”。然而，劉蘭芝自己辯解說“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我們從文中也看到劉蘭芝是壹個很溫順而懂禮節的女子。問題在於他們各自從自己的角度出發都沒有說錯，矛盾也正是在這裏。
所謂“舉動自專由”，其實是追求獨立、自由、平等的思想的表現，是生命意識的初步覺醒，是對人格尊嚴的維護，是對個性精神的堅持。劉蘭芝不只是才貌雙全，更是壹個秀外慧中、外柔內剛、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子。表現在：
壹、洞察人情世態的聰慧，深感悲劇結局的難以挽回。
“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乃更被驅譴，何言復來還。”“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 劉蘭芝的行止見識明顯超過焦仲卿，這固然有劉蘭芝自身聰穎敏銳的因素，還有劉“生小出野裏，本自無教訓（封建的壹套道德觀念在農村的統治相對薄弱）”和劉的母親相對比較開明的因素，更主要的還是劉蘭芝作為壹個媳婦承受著更多的和更直接的來自封建宗法思想、男權思想和家長制度的迫害和摧殘，
二、堅持個性有主見，維護尊嚴不屈服。
比如，“便可白公姥，及時相譴歸。”爭取主動，維護尊嚴。
又如，離開焦家前“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的壹段描寫和“上堂拜阿母”的壹席不卑不亢的言辭，更表現了劉蘭芝的沈著鎮靜，遇事有主見，有禮有節，處處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同時又表示了對焦母——自己的對手——應有的尊敬，甚至同情，這壹點實在太了不起了！緊接著是“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的壹段語重心長的話，對此，我們通常理解成這段話表現了劉蘭芝的善良，但在善良之外，應該還有許多復雜的感情：眼看著小姑長大了，等待著她的將是壹個什麽樣的命運呢？自己的母親還比較開明，而焦母卻是這樣壹個專橫的家長，可憐的小姑啊，可憐的女人啊，我們女子在愛情和婚姻生活中為什麽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呢？
劉蘭芝在與婆婆的相處中，盡管“奉事循公姥”，但她的聰穎敏銳、她的才華識見、她對愛情和幸福的渴望、她對自由平等的向往、對美和真的追求、對人性尊嚴的捍衛等思想意識和個性特征壹定會在平時的言談舉止、音容笑貌中自覺不自覺的表現出來，這種行止見識是讓長期生活在傳統宗法社會中的已經完全自覺地接受了諸如“三從四德”“溫良恭儉讓”“女子無才便是德”之類男權思想的焦母感到陌生和害怕的，特別是當焦母發現自己那個向來溫馴聽話的兒子也因為劉蘭芝而變得似乎不那麽聽話了，這更使她感到震驚和惶恐。
劉蘭芝令焦仲卿著迷，焦母並沒有因為兒子與兒媳的關系好而感到高興，反而“槌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用現代弗洛伊德的學說來解釋就是“母子情結”。用心理學家榮格的觀點來說就是“集體無意識學說”。從課文中來看，焦母成為寡婦後，和仲卿相依為命。在仲卿身上傾註了所有的情感。焦劉的夫妻情深引起焦母的無意識嫉妒，而且自古以來，中外婆媳矛盾在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
錢鐘書曾在《圍城》裏寫道：“在西洋家庭裏，丈母娘跟女婿間的爭鬥是至今保持的古風，我們中國家庭裏婆婆和媳婦的敵視，也不輸於他們那樣久遠的歷史。”奧斯特羅夫斯基筆下的卡巴諾娃對兒子說：“我早就看出了妳愛媳婦兒勝過愛媽。自從妳娶親以後，我就覺得妳遠不象從前那樣愛我。” 另外曹禺在《原野》裏，針對又壹個焦母和媳婦金子之間的相互敵視，曾借焦大星之口嘆道；“怪，為什麽女人跟女人總玩不到壹塊去呢？” 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學說為人們進壹步人類自身的心理奧秘提供了科學的武器，作家們也開始從人性的角度對人物的心理進行剖析。
著名的評論家袁昌英在解釋焦母的心理和這悲劇發生的原因時曾說：“母親辛辛苦苦親親熱熱地壹手把兒子撫養成人，壹旦被壹個毫不相幹的女子占去，心裏總有點忿忿不平。年紀大了或者性情恬淡的人，把這種痛苦默然吞下去了。假使遇著年紀輕輕，性情劇烈而不幸有是寡婦的，那麽仲卿與蘭芝的悲劇就不免發生了。”顯然，作者運用了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學說來重新解釋這壹古老的悲劇。由此看來，焦母的心理是壹種無意識的狀態，具有普遍性。
焦母恐懼了，焦母憤怒了，這個家長要盡其所能把兒子仲卿重新拉回到自己的身邊，並以此來維護自己的權威。而有著強大的制度和意識形態背景的封建家長壹旦被觸怒，等待著這壹對渴望愛情和幸福的青年男女的命運將是可怕的，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壹樣。在美與醜的鬥爭中，盡管美被毀滅了，但是，她在毀滅之前和毀滅之時發出的耀眼光芒將長留人們心底。這便是我對焦仲卿、劉蘭芝愛情悲劇的重新解讀，也是對“劉蘭芝緣何被潛”這壹問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