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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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時代的江湖詩派，是壹個以當時的江湖遊士為主體的詩人群體。屬於這壹詩派的江湖遊士，是由下層知識分子構成的社會階層。江湖詩派的出現，是壹種文學現象，也是壹種社會現象。
江湖詩派大約興起於13世紀初葉，即南宋中期。當時，盛極壹時的江西詩風開始衰落，代表著南宋詩歌創作最高成就的楊萬裏、範成大、陸遊等人也相繼謝世。壹向熱鬧的詩壇，開始寂寞起來。最早打破這種寂寞的是“四靈”：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寒砧註：徐照，字道暉，又字靈暉，號山民；徐璣，字致中，又字文淵，號靈淵；翁卷，字續古，壹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又字靈秀，亦稱靈芝，號天樂。四人同為南宋永嘉（今溫州）人，因其字號中皆有靈字，人稱“永嘉四靈”。這四位永嘉詩人，在大儒葉適的揄揚、鼓勵下，提倡姚、賈寒砧註：賈島、姚合，詩以境界狹仄而語言工巧為特點，世稱“姚賈”，反對“江西”，為詩壇註入了壹股清新的空氣。“四靈”的創作，受到了同時壹大批江湖詩人的推崇和效法。寶慶元年（1225），錢塘書肆陳起把以當時江湖詩人的作品為主體的壹些詩作匯輯起來，刻成《江湖集》，客觀上總結了寶慶前江湖詩歌的創作成果。在他的周圍，吸引了壹批江湖詩人，進壹步促進了江湖詩風的普及。而在江湖詩人不斷擴展活動規模之時，更出現了壹位領袖人物——劉克莊。在江湖詩人中，劉克莊不僅創作成就最高，而且還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創作理論。他喜歡指導青年，獎掖後進，因而受到許多人的追隨。同時，他又不滿足於對“四靈”亦步亦趨，而是帶動壹批江湖詩人，開拓創作領域，使得江湖詩風不斷得到了深化。這樣，以“四靈”為先驅，以陳起為聲氣聯絡，以劉克莊為領袖的江湖詩派，便正式以壹個群體的面目出現，成為籠罩南宋中後期詩壇的主要力量。
江湖詩派的成員，計有138人之多。這樣壹大批詩人，是在宋代的政治、經濟狀況進壹步惡化，文化思想發生了較大變化的背景中產生出來的壹個特定的社會階層，在文化史上，也常被稱為江湖遊士或江湖謁客。林希逸《竹溪鬳齋十壹稿續集》卷十三《跋玉融林鏻詩》說：“今世之詩盛矣，不用之場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為遊謁之具者。少則成卷，多則成集，長而序，短而跋。雖其間諸老亦有密寓箴諷者，而人人不自覺。”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評戴復古《寄尋梅》說：“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為謁客。龍洲劉過改之之徒，不壹其人，石屏亦其壹也。相率成風，至不務舉子業。幹求壹二要路之書為介，謂之‘闊匾’，副以詩篇，動獲數千緡以至萬緡。如壺山宋謙父自遜，壹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以造華居是也。錢塘湖山，此曹什佰為群。”趙文《青山集·詩人堂記》說：“近世士……為詩者益眾。……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鮮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蕭然處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塵於城東車馬隊之間者，鮮矣，”從這些出自晚宋或宋元之際作家之手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其壹，謁客已形成了壹個較廣泛的群體；其二，謁客的主要幹謁手段是詩；其三，行謁的主要對象是達官權貴；其四，行謁的目的是求乞錢財。所有這些，構成了江湖謁客的基本特征。對此，以往的學者每認為反映了這些文人人品之卑汙；而換壹個角度看，實則也反映了中國的文化傳統發展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所發生的變化。
仕與隱，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的兩種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自魏晉以來，這兩種方式實際上已經並行不悖，不再存在什麽矛盾了，王康琚提出的“大隱隱陵藪，小隱隱朝市”（《反招隱詩》），就為那些真正的或號稱為市朝形跡、山林心腸的文人找到了最好的依托，從此可以堂而皇之的出仕，而不必有任何心理障礙了。但南宋江湖謁客遊謁權門，丐私書，求俸余，既不願走科舉之道，也不願枯守山林，從而成為壹個既非“大隱”，也非“小隱”的非官非隱的群體的現象，使得這壹傳統發生了傾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們中的不少人壹生都在漫遊江湖，行謁貴門，追求物質享受是他們主要的甚至是全部的生活內容。這種情形，反映出日漸發達的商品經濟對讀書人的影響。如果與許多反映市民意識的話本小說中鼓吹發財致富，追逐物質享受的描寫比觀，真是若合符契。再者，江湖謁客以詩遊謁江湖，靠投獻詩作來換得達官貴人的資助，使得原來被孔子認為“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詩變成了具體的謀生手段，這也是壹個不小的變化。它意味著詩歌由對政治的依附，轉為兼對經濟的依附；詩歌在客觀上進入了市場，也就出現了詩人有作為壹個職業而獨立存在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藝術的傳播可以經過藝術市場的中介來實現，受到藝術市場的價值規律的支配，來達到壹定的經濟效益。因此，藝術的商品化，便有可能成為藝術家表現獨立人格的前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應該對這壹現象所出現的意義給予足夠的重視，盡管對其商品化的不充分性和相應出現的弊病也應該有所認識。
江湖詩派的出現盡管在文學上有著種種必然性，但其中書商陳起（字宗之，號蕓居）的作用明顯是極其重要的。就其出版活動而言，他刊刻了許多中晚唐詩人的集子，不僅迎合了當時盛行的晚唐詩風，而且在壹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然，他的貢獻更主要地表現在通過開書鋪與江湖詩人的聯系上。
首先，他為同時江湖詩人刊詩，常常兼有選家的身分。黃文雷《看雲小集》自序說：“蕓居見索，倒篋出之，料簡僅止此。自《昭君曲》而上，蓋經先生印正雲。”許棐《梅屋四稿》自跋說：“甲辰壹春詩，詩***四、五十篇，錄求蕓居吟友即可。”張至龍《雪林刪余》自序說：“予自髫齔癖吟，所積稿四十年，凡刪改者數四。比承蕓居先生又為摘為小編，特不過十四之壹耳。……予遂再浼蕓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絕各數首，名曰《刪余》。”陳起將這三位詩人的作品選為小集，當然帶有使其易售的目的，但也不可否認，其中還有藝術上的考慮。陳起的審美觀即對晚唐詩的偏嗜，不可避免地要影響他對所刊之書的選擇。由於陳起為江湖詩人刊詩是常見而且多見的，因此，他的影響便自然反映在其中。
其次，他往往直接向詩人索詩，有類於現在出版社的組稿。黃文雷的例子已見上。又如危稹《巽齋小集·贈書肆陳解元》二首之壹說：“巽齋幸自少人知，飯飽官閑睡轉宜。剛被旁人去饒舌，刺桐花下客求詩。”趙師秀《清苑齋詩集·贈陳宗之》說：“每留名士飲，屢索老夫吟。”這說明陳起經常關註著同時江湖詩人的創作情況，並與他們保持著最密切的聯系。江湖詩人作為陳宅書鋪的基本作者隊伍，其創作自然得到了陳起的鼓勵和扶持。
第三，陳起的書鋪是當時江湖詩人的壹個活動中心。在他這裏可以借到書，如張弋《秋江煙草·夏日從陳宗之借書偶成》：“案上書堆滿，多應借得歸。”趙師秀《清苑齋詩集·贈陳宗之》：“最感書燒盡，時容借檢尋。”這樣，他的書鋪便兼有了圖書館的性質。另外，對壹些無力購書的貧士，他還贈送書籍，允許他們賒書。如許棐《梅屋四稿·陳宗之疊寄書籍小詩為謝》：“君有新刊須寄我，我逢佳處必思君。”黃簡《秋懷寄陳宗之》：“慚愧陳征士，賒書不問金。”這樣，他的書鋪就並不完全是商業性經營；而壹大群江湖詩人聚集在他的周圍，也不完全是功利性交往。題為陳起所編的《南宋六十家小集》，60位詩人中，有18位和他有唱酬，足見他在當時的號召力和吸引力。
當然，最能反映出陳起的影響的，是他在寶慶元年（1225）所刊刻的《江湖集》。 這部主要收錄當時江湖詩人作品的集子，標誌著江湖詩派開始左右詩壇，管領壹代風騷。書壹刊出，即引起很大反響。當時名家韓淲寫詩贊雲：“雕殘沈謝陶居首，披剝韋陳杜不卑。誰把中興後收拾？自應江左久參差。”《〈江湖集〉錢塘刊近人詩》）應該說，江湖詩人能夠作為壹個群體在詩壇上出現，陳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古代文學中，流派的產生有著多種多樣的原因，但以壹個書商之力就能促使壹個流派的形成，卻還是不多見的。盡管後世書商並沒有像陳起那樣與壹個文學流派有著如此密切的關系，但他們的作用卻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明顯。尤其是明、清兩代，各種思潮此起彼伏，其間書商的活動往往起了迎合或推動作用。如明代嘉靖年間，翻刻舊籍之風甚盛，顯然與復古運動有關；清代乾嘉之際的刻書業，似乎與乾嘉學派的出現互相配合；壹直到現代，茅盾、葉聖陶等組織文學研究會，主編《小說月報》等刊物，郭沫若、郁達夫等組織創造社，主編《創造》諸刊，在當時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兩個組織後來形成兩個流派，當與他們的出版活動不無關系。站在整個學術文化史的高度，反觀陳起的諸項活動，就更能看出其獨特意義了。
在詩歌主題上，江湖詩派也有自己的特色。這裏有兩點值得特別提出來。壹是對於江湖詩中的政治現實內容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而不能像過去有些學者那樣，不加分析地就說這個流派“在內容上瑣屑、細碎，不敢接觸當時社會的主要問題”。在收詩5340首的《南宋六十家小集》中，體現憂國憂民之懷即具有政治內涵的詩便有180首以上。而通過具體考察，我們發現，當時所有的與國家安危有關的重大時事，在江湖詩人的作品中幾乎都有反映。如趙汝鐩《野谷詩稿》卷二《古劍歌》、黃大受《露香拾稿·老寋行》、毛珝《吾竹小稿·甲午江行》等，或借寫“開禧北伐”，表示對恢復大業的期待；或寫四川宣撫副使吳曦的叛變給南宋政權造成的危害；或對宋蒙聯合滅金發表自己的見解，無不浸透著深刻的現實感。江湖詩人揭露南宋租賦之重，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寫得比較出色。如趙汝鐩的《耕織嘆二首》，將農民生活的悲慘與統治階級的剝削加以對比，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被錢鐘書先生評為“是把這個不合理現象（即勞者不獲，獲者不勞）寫得最暢達的宋代詩篇”（《宋詩選註》）。其實，放在整個古代詩歌中，也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完全可以說，這類作品是南宋政治社會的形象的反映。二是應該看到江湖詩人對於羈旅生涯的體驗有著獨到之處。如我們所熟知，古人的鄉土觀念很重，他們向往安寧，留戀故土，對於行役有著本能的排斥。但是，社會環境和個人生活都有不容自由選擇的情況，人們由於種種需求，不得不離鄉背井，跋涉風塵。於是，鄉愁羈恨便成為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永恒的主題。但同樣的主題，在不同的人身上，感受的層次和表現的方式都有不同。拿江湖詩人和南渡詩人比較，後者雖然也寫鄉愁羈恨，但總是同時含蘊著國難的內涵。在他們的羈旅詩中，我們較難找到對個人生活的精心刻畫。深沈的感喟沖淡了他們對自己生活方式的內省，導致了他們對鄉愁羈恨的粗線條勾勒。江湖詩人則不然，行役的生活方式雖然是他們為改善自己的處境所作的選擇，但這條道路也往往導向不可知的未來。因此，自然的變化，人情的冷暖，使他們加倍的敏感；而客路的艱難，羈旅的悲苦，更使他們有著入微的感受。這樣，在他們的筆下，飄泊的生活往往更帶有紀實性，表現得更加切近，更加細膩。比如說，他們的作品中總愛寫清晨和深夜，因為這兩段時間對他們的心靈刺激特別深。又比如說，他們的作品中出現了大量的友誼題材，也與他們飄泊在外的心靈感受有關。所有這些，都反映出這個群體的獨特之處。
江湖詩從整體上來說，藝術水準是不高的。但作為那個特定時代的產物，作為那個特定群體的心靈活動，卻有其特殊的認識價值。對於江湖詩，前人經常加以譏評的，壹是“小”，二是“粗”，三是“俗”。如果不戴有色眼睛，這能否理解為壹種不同於前人的審美情趣呢？這就要涉及江湖詩人的審美情趣。首先，江湖詩中有壹種纖巧之美，包括小、巧、纖、細四個方面。江湖詩的氣象確實小，體制也小，但這並不壹定是他們的失敗之處。生活是多側面的，文學作為表現生活的壹種手段，也應該是豐富多彩的。峻嶺奇峰固然壯觀，小橋流水也同樣能給人以美的享受。而江湖詩人不擅大篇，只能說明他們的才力較小和愛好較偏，因而未能全面地掌握各種體裁。況且，他們之所以能夠領數十年風騷，恐怕也與此不無關系。相反，如果他們抹殺了自己的這壹特點，強不能以為能，則等待著他們的只有失敗。其次，江湖詩中有壹種真率之美，具體表現為真率放任，無所拘檢，特別是在對個人欲望的表白上，幾乎毫無遮掩。如危稙《上隆興趙帥》和劉過《上袁文昌知平江》諸詩，都是如此。這種感情形態對詩風有著壹定的影響。江湖詩往往或壹氣呵成，不假修飾；或在近體詩中多用流水對和復辭對仗，都與此有關。第三，江湖詩中有壹種平俗之美。這是因為江湖詩人低下的社會地位，使他們的生活與壹般市民較為接近，能夠觀察到市民階層的生活層面，也能夠體味到市民階層的思想感情。先說題材。在江湖詩中，或寫書商賣書，如陳起《〈史記〉送後村劉秘監兼致欲見之悰》；或寫村兒學字，如宋伯仁《嘲不識字》； 或寫鄉人接客，如危稹《接客篇》；或寫塑偶求子，如許棐《泥孩兒》，都是前人不寫或少寫的。再說表現手法。江湖詩在情感上是露而盡，在描寫上是切而近，在對仗上是工而巧，固不待言。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江湖詩中句意求熟的傾向。江湖詩或字句陳熟，或命意凡熟，影響了其創造性。如徐璣《山居》中“開門驚燕子，汲水得魚兒”二句，不失清新，實則出自杜甫《水檻遣心》“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朱繼芳《聽雪》：“瓦溝初瑟瑟，隱幾坐虛日。良久卻無聲，門前深幾尺。”也還不錯，但句意則全自陶潛《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詩》來。陳陳相因，缺乏新意，當然是不值得稱賞的。但是，江湖詩人跡近市民，而江湖詩歌亦在市民中很有市場。當時的市民階層雖已具有壹定的文化修養，但受其身分和地位的制約，不可能太博學，也不可能大量地接觸前代文化遺產。從這個意義看，江湖詩人的創作，在文學史上固然是熟句、熟意，但對那些具體的讀者來說，卻仍然能夠引起新的感受。因此，我們不妨把江湖詩人的許多作品，視為古代若幹優秀作品在較低層次上的再現，因而這些詩雖無很高的審美價值，卻仍然被許多人所接受，甚至喜愛。
江湖詩派是宋代最大的壹個詩歌流派，活動時間也很長，達半個多世紀，而且是當時詩壇的主要力量。對於這個流派，還有許多問題，如江湖詩禍、詩派成員的***性與個性以及他們的時空觀念等，也都是饒有意味的。限於篇幅，這裏不可能全都涉及。有興趣的讀者，請參看拙著《江湖詩派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