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聯”是壹個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的組織機構，許多成員如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李偉森等人本身就是革命家，從事著實際的革命鬥爭。因此，“左聯”成立以後，便遭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但是，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左聯”仍然頑強戰鬥，在“誣蔑和壓迫之中滋長”（魯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創辦刊物，繁榮文學創作 “左聯”成立以後，先後創辦了壹批刊物，如《拓荒者》、《萌芽月刊》、《北鬥》、《文學周報》、《文學導報》、《文學》半月刊等，還改組或接辦了《大眾文藝》、《現代小說》、《文藝新聞》等期刊。這些期刊雜誌吸引了壹大批新老作家，形成了壹支以左翼作家為核心的革命文藝大軍，出現了文藝創作空前繁榮的新局面。魯迅後期的雜文、歷史小說《故事新編》，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駱駝祥子》，曹禺的《雷雨》，蔣光赤的《咆哮了的土地》，夏衍、田漢、洪深的戲劇，都是這壹時期創作的重要收獲。在魯迅的關懷愛護下，葉紫、沙汀、艾蕪、丁玲、張天翼、周立波、蕭軍、蕭紅等壹批青年作家成長起來，寫了大量引人註目的作品，充分顯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實績。
加強與世界文學的聯系 據統計，“左聯”時期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書籍約有700種，占1919年至1949年全國翻譯總量的40%。除翻譯了高爾基的《母親》、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等蘇聯壹批早期無產階級文學作品外，辛克萊的《屠場》、雷馬克的《西線無故事》、德萊塞的《美國的悲劇》、馬克·吐溫的《湯姆·莎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王》等其他國家進步作家的作品也先後被介紹到中國來。《奔流》（魯迅、郁達夫主編）和《譯文》（魯迅、茅盾主編）上譯介了易蔔生、惠特曼、托爾斯泰、萊蒙托夫、密支凱維支、裴多菲、契訶夫、果戈理等作家的作品。1935年，鄭振鐸主持編輯的《世界文庫》，以規模浩大著稱，其中收有果戈理的《死魂靈》（魯迅譯）、歌德的《浮士德》（郭沫若譯）、薄伽丘的《十日談》（武光健譯）、塞萬提斯的《吉訶德先生》（傅東華譯）、盧梭的《懺悔錄》（張競生譯）、夏落蒂·勃朗特《簡·愛》（李霽雲譯）等大量外國文學名著。在引進外國作家作品的同時，魯迅、郭沫若、茅盾、張天翼、丁玲等中國作家的作品也被推向了世界。
推進文藝大眾化運動 既然左翼文藝是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文藝大眾化的問題必然提到首要的地位。“左聯”成立後，就設有“文藝大眾化研究會”。1931年，左聯執委會在題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中，明確規定“文學的大眾化”是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第壹個重大的問題”。大眾化問題是左翼文藝理論的焦點之壹，魯迅、郭沫若、馮乃超、鄭伯奇、沈端先、華漢（陽翰笙）、瞿秋白、馮雪峰、茅盾、周揚等先後都發表過文章，參與了這壹問題的討論。馮雪峰（洛揚）認為：“‘文藝大眾化’不是壹句空話，也不是壹個籠統的問題。‘文學大眾化’，是目前中國普羅革命文學運動的非常緊迫的任務。”並說：“‘文學大眾化’，壹方面要提高大眾的文學修養，壹方面要我們在作品上除去那些沒有使大眾理解的必要的非大眾性的東西，同時滲進新的大眾的要求，使作品和群眾的要求接近。”（《論文學的大眾化》，《文學》1933年7月第1卷第1期）為了使革命文藝能夠為大眾所接受，許多人都主張采用大眾所熟悉的舊形式。瞿秋白則認為，在舊形式中應加入新成分。他說：“革命的大眾文藝在開始的時候必須利用舊的形式的優點——群眾讀慣的那種小說詩歌戲劇，——逐漸的加入新的成分養成群眾的新的習慣，同著群眾壹塊兒去提高藝術的程度。”（《關於革命的反帝大眾文藝的工作》，《文學導報》第1卷第6、7期合刊）魯迅在《論“舊形式的采用”》壹文中指出既不能壹味搬用舊形式，也不能全盤加以否定。他認為：“舊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魯迅的見解是辯證的，他把握住了藝術形式的發展規律。包括魯迅在內的左聯作家，也寫了壹些大眾文學作品，如魯迅的《好東西歌》、《南京民謠》，瞿秋白的《東洋人出兵》 、《上海打仗景致》等。此時的大眾化文學雖因條件尚未成熟沒有能夠取得成功，但“左聯”作家關於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則對文藝大眾化運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重視創作方法的革新 以“左聯”為核心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十分重視創作方法的革新。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導初期，創造社成員激烈地宣布告別他們曾極力張揚的浪漫主義，獨尊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將現實主義與其他創作方法對立起來。1931年前後，“左聯”的理論家們從前蘇聯的“拉普”理論家那兒接受了“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以政治、哲學代替藝術，將世界觀等同於創作方法，在批判“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思想情調時，再次否定作為文學的基本創作方法之壹的浪漫主義。1933年9月，周揚介紹了1932年10月全蘇作家同盟組織委員會第壹次大會上清算“拉普”錯誤的情況，並於11月發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第壹次向國內介紹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批判了“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的錯誤。周揚從理論上詳盡闡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的基本原則：“真實性”是“不能缺少的前提”；應註意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在發展中、運動中去認識和反映現實”；“把為人類的更好的將來而鬥爭的精神灌輸給讀者”；這是“為大眾的文學”，“具有為大眾所理解的明確性與單純性”。文章還指出，浪漫主義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包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在“不同的創作方法和傾向競爭中去實現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壹種新的創作方法，其影響比以往其他方法更加巨大而深遠，甚至壹直延續到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