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時期的詩歌總體格調上呈現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狀態。
由於意識形態上的需要，要求詩歌這種意識形態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十七年詩歌壹開始是借助於民族古典詩歌和民歌以動員民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具有民族主義特征。這壹時期詩歌的抒情風格與社會意識形態保持壹致，表達建國後的光明未來，強調詩歌的社會功能，不允許抒發個人感情。
詩歌的樂觀開朗的風格體現作家對歷史進步性的自信，詩歌格調帶有了政治性，堅持樂觀主義精神，格調明，不允許存在含糊、朦朧。十七年詩歌反映了現實的某些本質可以用“戰歌”和“頌歌”來概括，詩歌通常被喻為號角、鑼鼓、旗幟等。
政治抒情詩十分繁榮，詩歌風格豪放、明朗、歡快、激越。但十七年詩歌缺乏豐富多彩的詩歌流，個性化嚴重衰退。極端推崇民歌體作為新詩發展的方向，詩歌體式畸形化。竭力推崇所謂崇高美和詩歌的社會功能，詩美內涵貧乏單壹。
詩歌的藝術
蘇金傘先生例子。文學史對他的冷淡不僅未能影響他晚年的創造力，相反，文學史輕率的裁決倒是證明了他寫作方向的正確性：對靈魂的忠實而非對時代風氣的忠實。
在歷史的壹個個所謂“轉折期”，他沒有留下其他著名詩人那樣的“代表作”，然而，卻是為數不多幾個承受住了時間檢驗的詩人。他的寫作被明是有效的，而不是像諸多的詩人壹樣，當歷史翻過新的壹頁，他們的詩也隨即被歷史的書頁翻掉了，消聲匿跡了。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九十年代詩歌，絕不等同於壹種替舊換新的詩歌的美學，而是壹個極其嚴格的藝術標準。是壹個詩歌寫作的道德問題。
這勢必就會引出下壹個問題：九十年代詩歌寫作的有效性在哪裏呢？假如說它並不是無可挑剔的，那麽，它本身的問題又在哪裏？自五十年代以來，意識形態在詩歌中行使著它二元對立思維的權利。這種思維模式形成了壹個因果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