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為創作主張的唐代詩人是：白居易。
白居易的詩歌主張：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為重要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喻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
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諷喻詩中體現出來的。
（1）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
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
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存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
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他自覺地向民歌學習，寫了不少頗具民歌風味的歌詩，如《楊柳枝》，平實淺易，自然明快，充滿鄉土市井氣息，而這也反映了詩人形成了通俗化審美的自覺追求。
且這種追求與其對杜詩寫實傾向的自覺承傳聚合壹途。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壹個，那就是補察時政。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
他也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喻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達人情，政治才會趨明。
（2）提倡為民為君而作。
由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到提倡為君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統的詩歌理論，他的《秦中吟》《新樂府》等諷喻詩便是在這壹理論的指導下創作的。這壹理論以其突出的現實針對性和通俗化傾向，使詩歌更接近於社會現實，以至幹預政治。
這壹理論，是儒家傳統詩論的直接繼承，也是杜甫的寫時事的創作道路的進壹步發展。從寫時事這壹點說，白居易與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寫所見所感，生民疾苦與壹己遭遇之悲愴情懷融為壹體，雖於寫實中時時夾以議論，含諷喻之意，卻並非以諷喻為出發點。
杜詩出之以情，白居易與杜甫之不同處，正在於他出之以理念，將“為君”而作視為詩歌的主要目的，從而極度突出了詩歌的現實功利色彩，將詩歌導入了狹窄的路途。因過分重視詩的諷刺功用，使不少詩的形象性為諷刺性的說理、議論所取代，導致詩的形象性缺失。
因評詩標準過狹過窄，導致歷史上壹些不符合此標準的大量優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這些，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壹定的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