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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意思

文學

以語言為手段塑造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壹種藝術。起源於人類的生產勞動。最早出現的是口頭文學,壹般是與音樂聯結為可以演唱的抒情詩歌。最早形成書面文學的有中國的《詩經》、印度的《羅摩衍那》和古希臘的《伊利昂紀》等。歐洲傳統文學理論分類法將文學分為詩、散文、戲劇三大類。中國先秦時期將以文字寫成的作品都統稱為文學,魏晉以後才逐漸將文學作品單獨列出。現代通常將文學分為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大類別。

(壹)社會意識形態之壹。 中外古代都曾把壹切用文字書寫的書籍文獻統稱為文學。現代專指用語言文字塑造形象以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思想感情的藝術,故又稱“語言藝術”。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曾將文學分為韻文和散文兩大類,現代通常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影視文學等體裁。在各種體裁中又有多種樣式。

(二)孔門四科之壹。 《論語·先進》:“文學,子遊、子夏。”邢炳疏:“若文章博學,則有子遊、子夏二人也。”亦指教貴族子弟的學科。《宋書·雷次宗傳》:“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

(三)指辭章修養。 元結《大唐中興頌序》:“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四)官名。 漢代置於州郡及王國,或稱“文學掾”,或稱“文學史”,為後世教官所由來。漢武帝為選拔人才特設“賢良文學”科目,由各郡舉薦人才上京考試,被舉薦者便叫“賢良文學”。“賢良”是指品德端正、道德高尚的人;“文學”則指精通儒家經典的人。魏晉以後有“文學從事”之名。唐代於州縣置“博士”,德宗時改稱“文學”,太子及諸王以下亦置“文學”。明清廢。

(五)期刊。 ①左聯機關刊物之壹。1932年4月25日在上海創刊。半月刊。刊有馮雪峰、瞿秋白關於大眾文學的文章。僅出壹期,即被國民黨政府查禁。②文學刊物。1933年7月在上海創刊。月刊。鄭振鐸、傅東華、王統照先後任主編。發表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是30年代影響較大的文學刊物。1937年11月出至第九卷第四期停刊,***出五十二期。

現代文學期刊。月刊。1933年 7月 1日在上海創刊,由文學社創辦,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第 1卷編輯者署文學社,第2卷至第9卷先後由傅東華、鄭振鐸、王統照主編。黃源參加了第1卷至第5卷的編輯工作。鄭振鐸、茅盾是《文學》的主要發起人。編輯委員會成員為郁達夫、茅盾、胡愈之、洪深、陳望道、徐調孚、傅東華、葉紹鈞、鄭振鐸。創刊之初魯迅曾是編輯委員會成員之壹。辦刊的宗旨“在於集中全國作家的力量,期以內容充實而代表最新傾向的讀物,供給壹般文學讀者的需求。”刊物內容豐富、欄目眾多,且時有變動,較為固定的大致有小說、散文隨筆、詩歌、劇作、文學論壇、書評、作家論、文學畫報、翻譯、世界文壇展望等。其中以刊登名家的文學創作、文學理論、作家作品研究為主,對新進作家的作品也經常予以發表和評介。特約撰稿員有魯迅、巴金、老舍、丁玲、冰心、朱自清、許地山、王魯彥、郭紹虞、耿濟之、田漢、鄭伯奇、戴望舒、張天翼、黎烈文等48人,還有許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阿英、周揚、胡風、蹇先艾、林語堂、沈從文、沙汀、艾蕪、蕭軍、蕭紅、臧克家、吳組緗等也經常為之寫稿,撰稿作家上百人。在創作方面發表過許多有影響的作品。小說如茅盾的《殘冬》、《多角關系》、《大鼻子的故事》,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鬥》、《壹個練習生》,王統照的《山雨》、《秋實》,許地山的《春桃》、《女兒心》,王魯彥的《屋頂下》、《鄉下》,鄭振鐸的《桂公塘》、《取火者的逮捕》,郁達夫的《遲暮》、《出奔》,巴金的《沈落》、《神》、《鬼》,老舍的《上任》、《微神》、《我這壹輩子》,張天翼的《包氏父子》、《清明時節》,沈從文的《八駿圖》,沙汀的《苦難》,艾蕪的《咆哮的許家屯》,蹇先艾的《鄉間的悲劇》,吳組緗的《天下太平》,端木蕻良的《鷺湖的憂郁》,蔡希陶的《蒲公英》,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散文隨筆如魯迅的《我的種痘》、《憶韋素園君》、《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朱自清的《哀互生》、《妳我》,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勞者自歌》,巴金的《旅途隨筆》,王魯彥的《父親的玳瑁》,沈從文的《湘西散記》;詩歌如王統照的《她的壹生》、《吊今戰場》,臧克家的《罪惡的黑手》、《中原的胳膀》,朱湘的《莊周之壹晚》;戲劇如洪深的《劫後桃花》(影劇),陳白塵的《金田村》、《蘆溝橋之戰》,夏衍的《賽金花》,李健吾的《梁允達》、《老王和他的同誌們》等。這些不同體裁的作品,大多取材於現實生活,對當時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鬥爭和其他種種社會沖突,做了現實主義的真實描繪,成為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著作。

《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比較重視,在現代文藝報刊中,它是發表作家專論最多的刊物,先後刊載過茅盾的《冰心論》、《廬隱論》、《落花生論》,胡風的《林語堂論》,穆木天的《徐誌摩論》、《郭沫若的詩歌》,許傑的《周作人論》,蘇雪林的《沈從文論》等較為重要的論文,在作家研究方面具有開創作用。對丁玲的《母親》、王統照的《山雨》、艾蕪的《南國之夜》、吳組緗的《西柳集》、夏徵農的《禾場上》、彭家煌的《喜訊》、周文的《雪地》、萬迪鶴的《達生篇》、蔡希陶的《蒲公英》、曹禺的《日出》、臧克家的《烙印》、艾青的《大堰河》等都作了比較中肯、及時的評介。《文學》對新文學運動和創作實踐方面的問題,發表過魯迅的《又論“第三種人”》、《論諷刺》、《“文人相輕”》(壹至七論全文)、《“題未定”草》(壹至三),周揚的《現實主義試論》、《典型與個性》,胡風的《現實主義底壹“修正”》等文,著重從作家對現實的態度、創作與現實的關系上作了理論剖析。郁達夫、金兆梓、適夷、胡秋原、杜衡、沈起予等筆談《五四文學運動之歷史的意義》,阿英的《中國新文學的起來和它的時代背景》,茅盾的《新文學前途有危機麽?》、《論初期白話詩》、《敘事詩的前途》,朱自清的《新詩雜話》、《新詩歌旬刊》,屈軼的《新詩的蹤跡與其出路》,陳雨門的《中國新詩的前途》,張庚的《中國舞臺劇的現階段》,洪深的《壹九三三年的中國電影》等文,就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壹些問題進行了探討。這些文章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發展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文學》還於1934年 7月出了“文學壹周年紀念特輯”——《我與文學》。有茅盾、巴金、鄭伯奇、胡風、葉紫、艾蕪、沈從文、卞之琳等59人撰稿,寫下了他們各自同文學的關系和“親切體驗”,“成為文學史的珍貴資料”(《我與文學?引言》)。1935年 7月又出了“文學二周年紀念特輯”——《文學百題》,有蔡元培、魯迅、茅盾、葉紹鈞、朱自清、郁達夫、洪深、阿英、胡風、豐子愷等60人撰稿,從多種角度簡要介紹了有關文學特性、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學體裁、文學流派、創作方法等文學知識(上海書店於1981年復印了上述兩個特輯)。1936年11月、12月曾編刊“魯迅先生紀念特輯”(壹)、(二),茅盾、鄭振鐸、王統照、傅東華、郁達夫、鄭伯奇、夏丏尊、歐陽凡海、力群等撰文作畫,悼念這位新文學奠基人的逝世,開展學習和研究魯迅的活動。

《文學》也註意到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刊載過郭沫若的《屈原時代》,鄭振鐸的《談金瓶梅詞話》、《〈西遊記〉的演化》,顧頡剛的《明俗曲琵琶詞》,陳子展的《兩宋詞人與詩人與道學家》等,1934年6月還出了壹期“中國文學研究專號”,收有郭紹虞的《中國詩歌中之雙聲疊韻》,朱自清的《論“逼真”與“如畫”》,吳晗的《歷史中的小說》等論著。

《文學》對外國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翻譯介紹也較重視,譯載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高爾基、安徒生、海涅、席勒、濟慈、雨果、羅曼?羅蘭、惠特曼、馬克?吐溫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理論著作以及評介他們的文章,還出過“翻譯專號”,“弱小民族文學專號”、“壹九三五年世界文人生卒紀念特輯”、“屠格涅夫逝世五十周年紀念特輯”、“高爾基紀念特輯”等。這些譯著和資料記載了中國現代文學同外國文學的密切關系。

《文學》是在30年代初期,《小說月報》停刊,“左聯”機關刊物屢遭查禁的情況下創辦的,成為左翼作家、進步作家發表創作的陣地。它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導傾向是貫徹始終的。1937年8月1日9卷2號出版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文學》減縮篇幅,於同年11月10日出至9卷4號停刊。《文學》每6號合為1卷,***出9卷52號,是30年代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文學期刊。

文學的精神性價值:

文學除了擁有外在的、實用的、功利的價值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擁有內在的、看似無用的、超越功利的的價值,既精神性價值。

關於精神,可以有諸多不同的定義。我們壹般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界定精神這壹概念的:它是人內在的壹種意向性存在,是人的理性與感性諸多心理因素的有機統壹,是人不斷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壹種心理活動過程。因而,精神的價值不同於物質的價值,它是內在的、本體的、不斷超越自身的。文學藝術的創造活動是文學藝術家的精神活動,文學作品屬於人類的精神產品,文學藝術的餓接受鑒賞也屬於人們的精神領域的活動,所以,文學藝術的精神性價值應當是其自身最為內在的、基本的價值所在。

正如早期的德國現象學美學家Moriz Geiger指出的,“在藝術作品中,存在著壹些構成其價值的確定的特性”,那就是藝術的精神性價值的特性,即它並不以為了實現某種目的的服務的手段,那麽他就無法理解藝術。這些價值是作為存在於作品之中,作為被包含在藝術作品之中的特性而被人們體驗的。”

藝術,在履行自己的種種“服務”職責時,反而已經忘記了什麽是它自己,而我們在擁有過多“藝術作品”時卻失落了“藝術的精神”。

藝術,並不僅僅是工具,甚至也並不總是“作品”。藝術在本質上壹種生存方式,生活態度,生活的內涵,是生命賴以支撐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