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和《楚辭》的全部作品幾乎都可以歸於這樣的闡釋之下。詩三百，風唱民之情感心曲，雅誦士之諫告心聲，頌歌王之社稷心意。而《楚辭》的代表作《離騷》，僅僅命名就顯示了詩的語言目的：去國之牢騷。楚之辭，屈原的吟唱抒發了他的仁義之心誌。
以《詩經》中的兩首詩為例：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於歸，言秣其馬。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於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國風·周南·漢廣》
鶴鳴於九臯，聲聞於野。
魚潛在淵，或在於渚。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宅萚。
它山之石，可以為錯。
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
魚在於渚，或潛在淵。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榖。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鴻雁之什·鶴鳴》
《漢廣》是壹首追求無望卻又契而不舍的悲涼戀歌，《鶴鳴》則是求賢或借他人之方略戰勝困難的進行曲。毫無疑問，兩首都應歸於抒情詩類，詩的審美主位對象是通過物象傳達出的情感和信念，但是，亦顯而易見，兩首詩中的山水物象：漢水、臯野、淵渚、園林，或喻或興，都蘊含著意象和情感。
無論是荷馬史詩還是雅典詩劇，不管當中具有多少真實史實的記錄，有多少想象傳聞的虛構，它們講述或演出的都是故事。而無論是《詩經》還是《楚辭》，不管當中呈現了怎樣的故事線索，它們都在抒情言誌。
從《詩經》、《楚辭》與荷馬史詩、雅典詩劇孕育了中西詩歌的角度來看，中國詩歌的母體文類是抒情詩，在那些抒情詩裏，山水草木成為情感的比喻起興之象，浸透著詩人的心意。而西方詩歌的母體文類是敘事詩，在那些史詩和詩劇裏，山水草木僅僅是故事的壹部分：景物、時令、地點。西方的故事主角是人和神（依然是人，神化了的人）；中國的抒情是要依賴於起興和比喻的，而起興和比喻都離不開大自然。
源於不同文化傳統詩歌源頭文本（母本）的形態及其中山水的美感地位，對各自傳統中的山水田園詩，譬如中國由晉至唐的古典山水寫意詩和英國18、19世紀的浪漫主義抒情詩的形成衍變具有影響，對詩歌中山水美感意識的形成衍變亦具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