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遊的壹生充滿了英雄氣概和為國捐軀的精神。他的詩,充滿了昂揚的鬥誌,充滿了壯誌難酬的悲憤,帶有蒼涼沈郁的色彩。讓我們享受這愛國心音。
大道八年(1172)冬天,陸遊從南鄭調回成都,騎驢過劍門山,身體和處境勾起了壹系列詩句的聯想,於是寫下了這首詩意蕩漾的小詩。南鄭當時是抗金前線的軍事重鎮,詩人經常在這裏“睡鞍馬房”。成都是首都臨安(杭州)之外最繁華的城市。李白《蜀道難》中的詩句“劍門關雖堅不可摧,壹人守之,萬人難進”;杜甫自秦入蜀,過劍門,寫下《劍門》詩:“天有危,劍門強於世”。詩歌中的境界不僅是生活本身提供的,也是古人的詩性境界補充和豐富的。詩人的行程是從前方到後方,從戰場到大都市,是去危險,去休息。然而,詩人是怎麽想的呢?
首先從衣服來說,我不談雨水打濕衣服,而談“塵酒痕”,可見作者文筆之巧。如果只寫下雨濕衣服,說明旅途辛苦,容量不大,重復。“積塵混酒漬”是壯誌未酬,處處悲(“魂消處處”),深刻地概括了詩人的處境和心境。吸塵,首先來自於壹路奔波,同時也算是南鄭前線“馬鐵秋風關”的吸塵,兩種吸塵形成對比。作者喜歡的是前方除塵而不是後方除塵,但是他喜歡的除塵已經壹去不復返了。這引起了筆者的感慨。唯壹的辦法就是喝酒,借酒消愁。詩人平時不喝酒,所以喝得悲憤交加。此時的作者已經不是壹個風塵仆仆的飲者形象,而是壹個憤懣抑郁的愛國人士形象。
《遠遊魂牽》中的“無處”二字,既包括我過去經歷過的地方,也包括我寫這首詩時去過的劍門關。也就是說,他在“遠遊”、“過劍門關”的時候,是“衣上沾塵沾酒”。他的心臟呢?我又壹次驚呆了。引起“狂喜”的,還是因為秋冬細雨,不是“鐵馬冰川”,而是騎驢回蜀。對於陸遊這樣壹個不死之身的人,不禁感到悲哀。
我應該只做壹個詩人嗎?這句話是突然問出來的,詩人從來不願意只是壹個詩人。陸遊以恢復北方失地為目標,不甘於被詩人所局限。詩人不屑於只是壹個君子,而是希望馳騁沙場,建功立業,報效祖國,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價值。
《細雨騎驢入劍門》生動地寫出了壹個遠遊的形象。旅人是細雨中的仆人,衣服上有酒漬,騎在驢背上,唱著詩。這句話的動作、神態、景物都寫了,尤其是騎驢的形象充滿了詩意。騎驢有很多唐代詩人的故事和事跡,比如孟浩然騎驢過雪,李白騎驢醉遊華陰,杜甫《騎驢十三年,遊京春食》詩,賈島騎驢,李賀騎驢尋句,以至於鄭琦說“詩在灞橋雪,驢在背”。和《灞橋雪》中陸遊在雨中騎驢的場景不是很像嗎?瀟瀟細雨中騎驢過劍門關入蜀,是令人感慨的壹幕。想到這些古詩詞和驢背上的足跡,不覺得自己進入了壹個詩人的角色和境界,和上壹代人不相上下。但是當詩人有什麽用呢?半個祖國落在晉人手裏,就算有美好的日子,也只能徒增哀痛。為什麽要在細雨中騎驢入劍門關,而不是活在戰場上?他不關心個人的舒適和城市的繁榮。他只是“對詩感到厭倦”(梁啟超的話),他並不願意作為壹個詩人死去。這就是陸遊之所以是陸遊的原因。“王師集中原天於北,家祭念念不忘”的聲音猶在耳畔,詩人的愛國情懷昭然於世。
這次從南鄭前線來到後方,沒有遇到我的才華。我自告奮勇,沒有辦法報效國家,很難抱怨自己的感受。我的雄心壯誌很難得到回報,我最終只能成為壹名詩人。所以詩人在抑郁中自嘲,在痛苦中自嘲,假裝輕松,其實更痛苦。
中國古代有很多詩人從來沒有把當詩人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比如屈原、曹植、李白、杜甫、陸遊、辛棄疾。中國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情結從屈原開始壹脈相承,流淌在每壹個炎黃子孫的血脈裏。這壹點在國家處於盛世的時候可能並不明顯。如果它遇到戰爭,外敵入侵,它們的作用會非常突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會挺身而出,義無反顧,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寶貴的品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他們的寫照。郭沫若的《毀家解難》,艾青的《為什麽我常常熱淚盈眶?因為我深愛著這片土地……”(《我愛這片土地》)千百年來,我們讀他們的詩,了解他們的事跡,都會肅然起敬。正是這種精神和情結,讓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代代相傳。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
這首詩,算是陸遊愛國的壹聲心音,陪伴中華民族從古到今,直到永遠!
第二個理解
劍門關是川北的交通要道。當時陸遊從陜南調到成都履新,路過此地,寫下這首詩。詩人騎著毛驢,風塵仆仆,從遠方而來。他壹路走,壹路喝,還瀟灑。只是早出晚歸不雅觀,衣服太重洗不掉,滿身都是灰塵和酒漬。今天我踏上劍閣古道的時候,天陰沈沈的,下著毛毛雨。他穩穩地坐在驢背上,在崎嶇的地形上搖搖晃晃,東張西望,不時唱幾句,漸漸地,劍門關就在身後,進入了劍南。
這種情調夠別致夠浪漫吧?於是他忍不住問自己該不該當詩人。答案無疑是肯定的。因為:自古以來詩人多飲酒,李白寫了幾百首鬥酒詩,杜甫的酒量並不比李白低。而現在,襯衫上的酒漬,恰恰說明了他們和“詩仙”“詩聖”有著相同的愛好。騎驢也是詩人的樂趣。李賀騎著毛驢帶著孩子出去找詩不是眾所周知的故事嗎?現在我騎著毛驢在細雨中,向劍門關走來。這樣,做詩人才是名副其實的。
但為什麽會因為“無處不在”而感到難過呢?這涉及到陸遊的壹貫追求和當時的情況。他生於南宋初年,金兵入侵。從小他就以恢復中原為目標。寫詩只是他表達擁抱的壹種方式。但是,沒有辦法報效國家。去陜西前線,過了近半個世紀“鐵馬秋風”的軍旅生活。現在我不得不去後方擔任閑職,再次成為紙上談兵的詩人。壹個人怎能滿足於此!
所以,“這個身體是詩人嗎?”不是愛國者的自滿,而是無奈的自嘲和自嘆。試想壹下,如果不故作幽默,誰會認真地把在驢上喝酒當成詩人的象征?親愛的讀者,請透過他幽默別致的筆調,去觸摸和理解詩人痛苦心靈的震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