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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木橋經濟學家的經濟生活。他有哪些務實的表現?

薛暮橋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探索跨越了國民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國初期、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重要歷史時期。由於他始終處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第壹線,可以說他的思想體系是在實踐中逐步完善的。薛木橋也是壹個很超脫的人。雖然他壹直從事具體的經濟工作,但他的理論研究從未受到周圍環境的羈絆。薛暮橋的前秘書、現任保監會副主席李克穆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評價說:“薛總是壹位實事求是、務實的經濟學家。他從不為自己站不住腳的結論辯護。他總是從實際出發進行調查研究,得出結論。”

薛暮橋悄然離開了這個喧囂的世界,但他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長期執著的探索精神,以及淡泊名利、堅持真理的大師風範,將永遠被我們銘記。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每壹項決策都要經過各種利益集團的博弈,壹系列市場化的觀點都面臨巨大壓力的時候,老壹輩經濟學家薛暮橋的精神和風範顯得彌足珍貴。

困在籠子裏,壹代宗師會越來越強。

薛暮橋(原名薛玉玲)壹生致力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探索與研究,其理想信念早在青少年時期就已根植於心。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還沒到15的薛暮橋和高年級學生壹起上街演講。暑假期間,我和幾個同學創辦了壹份油印小報,發表了幾篇批判列強和軍閥,宣傳愛國救國,倡導抵制日貨的文章。每份報紙賣壹個銅元,賣得很好。有了收入,我買了下壹期的紙,於是堅持跑了壹個暑假。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薛暮橋開始讀宣傳* * *資本主義的小冊子。革命思想的火花在他略顯稚嫩的頭腦中閃現。1927年初,薛木橋加入中國* * *制作黨。

有時候,人生的命運往往被壹個關鍵的人,壹件關鍵的事改變。“四·壹二”反革命政變爆發後,時任杭州地委工人部長的薛暮橋被捕,與其他幾名工會領導人壹起入獄。在獄中,他結識了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張。張知道自己會死,但他還是每天都要學習五六個小時。臨刑前,他對薛暮橋說:“妳要是住黨員,就得幹壹天革命工作。在監獄裏做不了革命工作,就必須天天學習。讀書是為了革命。”這些話對薛木橋來說是刻骨銘心的教訓,他的人生被賦予了明確的方向和堅定的信念。

薛暮橋在獄中開始了他的學習生活。他在艱苦的環境下讀了大量的政治經濟學、哲學、歷史和壹些自然科學著作,還刻苦學習英語和世界語。入獄三年半,他獲得了經濟學的基礎知識,為以後的經濟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79年,薛老訪美,壹位美國教授問他畢業於哪所高等學府。薛老幽默地回答:“我是舊中國監獄大學畢業的。”李克穆告訴記者:“薛老學習的動力完全源於他強烈的求知欲。這三年在監獄裏的艱苦學習,對他的成長非常重要。”

薛暮橋在獄中的學習和積累很快派上了用場。出獄後不久,他就和孫、、錢俊瑞壹起,在* * *歷史系教授、黨組成員的指導下,從事農村經濟調查研究。65438到0933,陳漢生推薦薛木橋去廣西師範學院當“農村經濟”老師。薛木橋說我連中學都沒畢業。怎樣才能在大學教書?陳漢生說沒關系,我給妳假個簡歷,於是老兵薛的名字就從“玉玲”改成了“木橋”。薛暮橋到廣西不久,就發了壹個電報回來說:不行,根據他簡歷裏的介紹,我和校長是這邊的同學,只好糊裏糊塗了。陳漢生說沒關系,就跟校長說是我推薦的。“監獄大學”畢業的薛木橋開始在正規大學任教。還有壹個關於“夕陽橋”壹詞由來的小故事。1958春節期間,毛主席有壹次和薛老聊天,問他“夕陽橋”壹詞從何而來。薛老回答說,“夕陽橋”這個名字是陳漢生因為革命工作給他起的。主席聽了這話,隨口背誦了陸遊的兩句詩:“早晨雲根寺,晚上雁棲橋。”然後說:“陳翰笙喜歡陸遊的詩,大概用的就是這個典。”關於“薛暮橋”這個名字的由來,薛夫人曾說:20世紀30年代初,陳翰笙推薦剛出獄、處境困難的薛先生到廣西壹所大學教經濟學。他自己的政治處境也很艱難,很快就出國了。當時陳翰笙說:“路的盡頭有座橋要過。”“夕陽橋”這個詞應該就是由此而來。

就這樣,薛暮橋開始了對中國經濟尤其是農村經濟的系統研究。當時,薛暮橋是《中國農村月刊》的主編,《中國農村月刊》是中國生產者早期在中國從事系統的經濟發展研究活動的重要陣地。薛暮橋在《中國農村》中發表了大量論文,證明了中國仍然是壹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對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薛暮橋的經濟思想日趨成熟。新四軍成立之初,薛暮橋受新四軍副軍長項英之邀,參與新四軍教導總隊的籌建,主持政治教育工作。他利用行軍的間歇,在膝蓋上寫了《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和《政治經濟學》兩本教科書。這兩本書成為新四軍反大學生的教材,在革命派中廣為流傳。李克穆說:“現在很多老同誌都說自己是薛老的學生,因為他們看的第壹本經濟學書就是薛老寫的。”

小額貨幣為敵後抗日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

1943年,薛木橋在赴延安途中,被山東軍區司令員羅榮桓留在山東解放區,協助對敵進行貨幣鬥爭。抗日戰爭時期,在沒有硝煙的經濟戰場上,進行了壹場艱苦卓絕的鬥爭。在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感受到當時對敵鬥爭的艱辛,體會到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經濟學家薛暮橋的堅韌和智慧。

早在1938年,膠東抗日根據地就發行了自己的貨幣,稱為“反幣”,作為國民政府發行的紙幣“法幣”的補充貨幣。1941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在其占領區排擠法幣,導致法幣幣值暴跌,價格飆升。當時山東分行和省政府不懂貨幣和物價規律,仍然允許法幣在市場上流通,用行政手段強行進行法幣和反幣的比價。但由於法幣可以在全國流通,反幣只能在根據地流通,人們樂於收藏法幣,但法幣在黑市上的價值比反幣高。日本支持的傀儡政府發行的假幣可以禁止流通。但在淪陷區的黑市上,假幣的價值比法幣高。在遊擊區,三種貨幣同時流通,假幣價值最高,法幣次之,反幣最低。

如何才能改變這種劣勢?薛暮橋大膽提出,穩定根據地貨幣和物價的唯壹辦法是驅逐法幣,讓反幣壟斷市場。山東分行和省政府於6月初1943在報紙上宣布,從7月1日起停止使用法幣,並動員民眾用法幣兌換抗幣,或在敵占區兌換物資。消息壹公布,市場上的法幣立即下跌。法幣的排除使根據地能夠交換大量的物資,這些物資可以用來支援抗幣。物價上漲,材料拋出,貨幣回籠,反幣升值,物價自然會回落。

法幣被驅逐後,由於反幣的流通數量不能滿足市場流通的需要,價格往往會從穩定中下跌。薛木橋指出,物價上漲是壞事,物價大幅下跌也是壞事。舉報分局要加大反幣力度,大量購買農產品,制止物價下跌。這樣,根據地發行的貨幣不是用金銀外匯儲備,而是用物資儲備。隨著物價的波動,工商局隨時處理物資,調節流通中的貨幣數量,以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

在根據地可以停止使用法幣,但在敵占區的貿易中仍然要使用法幣和偽幣。因此,有必要明確它們與反貨幣之間的適當匯率。起初,與敵占區接壤的根據地銀行往往壓低法幣和假幣的比例,造成貿易順差,法幣和假幣供不應求,比例上升。薛木橋建議,根據根據地和敵占區的物價變化以及各種貨幣的供求情況,靈活設定匯率。反假幣和法國假幣的比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貿易的流入和流出。1942之前,為了保護物資,根據地盲目禁止土特產出口,造成了過剩。後來改為鼓勵當地剩余產品出口,主要是協助商人經營進出口貿易,以減少日軍突襲造成的損失。

當時山東豐富的出口資源主要是海鹽和花生油,是上海人的生活必需品。薛暮橋建議,食鹽由工商局壟斷,使外貿供過於求,法幣和假幣供應過剩,其兌幣比率完全可以由邊緣地區的銀行和工商局操縱,這樣更有利於維持根據地物價穩定。花生油也被工商局收購,以私人商人的身份運到上海銷售,換取重要的軍民兩用工業品。上海的日軍也知道這些花生油來自山東抗日根據地,但因為市場需要,被秘密保護。根據地印制鈔票的紙張、設備和壹些軍用物資,都是用出口花生油的收入從上海購買的。

薛暮橋後來總結了這壹時期經濟工作的寶貴經驗:提出了貨幣鬥爭、貿易管理和生產建設三大任務,從貨幣鬥爭入手,以貿易管理支撐貨幣鬥爭。只有先打贏貨幣鬥爭,完成停法(幣)禁偽(幣)工作,保護物資,穩定物價,克服經濟危機,才能進壹步談發展經濟,保證供給。可以說,如果不是貨幣鬥爭的勝利,根據地的經濟會受到很大的損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壹位美國經濟學家到山東考察,問為什麽薛母橋和山東的貨幣既沒有黃金白銀作為儲備,也沒有外匯作為儲備,就可以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薛木橋回答說,我們有物資作為儲備,如果物價上漲,我們會賣掉這些物資回籠資金,平抑物價。薛暮橋還告訴他,實行紙幣制度後,貨幣所代表的價值取決於它的流通。我們的價格相對穩定,因為我們適當地控制了貨幣流通量。這個道理現在是經濟學常識,但當時歐美國家還維持著金本位制,這個貨幣理論似乎是原創的。《經濟學人》問薛暮橋,美國是否可以實行這樣的貨幣制度,薛暮橋說,美國現在持有全球三分之二的黃金,也可以實行金本位制。沒想到,薛暮橋說,30年後的這次談話,美國被迫放棄金本位,並控制貨幣發行數量,以穩定物價,這導致了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

在解放戰爭即將勝利的前夕,中央把薛老調到西柏坡,幫助周恩來處理全國解放後的經濟建設工作。周恩來習慣夜間工作,規定處理財務和後勤工作的時間是下午10到淩晨2點。所以,薛暮橋每天晚上都去周恩來的辦公室,在他的直接領導下處理日常工作。當時國民黨報紙上有壹句話:周恩來有兩個人,壹個負責發炮彈,壹個負責發貨幣。“負責發炮彈”指的是軍委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負責發錢”指的是薛暮橋。

求真務實,屢建奇功,看待人生超越冷漠。

新中國成立40年來,薛暮橋先後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國家計委副主任兼國家統計局局長、國家價格委員會主任、國家計委和國家體改委顧問、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等重要領導職務。

雖然薛暮橋壹直身居要職,但李克穆告訴記者:“薛總是相當冷漠超然。”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就開始給幹部分配崗位和職務,對那些為革命做出巨大貢獻的幹部委以重任。時任中央財經委員會秘書長的薛暮橋做了壹件與眾不同的事情。由於長期工作疲勞,薛老在1951患上了神經衰弱。為此,他向中央提出身體不好,要求辭去中國財政委員會秘書長職務,以便專心從事經濟理論研究。薛老曾寫過壹首詩:谷中飛瀑滌塵俗,林中深泉養心。文山會海,不如請假管經濟。這首詩恰如其分地表達了薛老非同尋常的心情。

像薛暮橋這樣不可多得的經濟人才,中央很難同意他專門搞研究,不領導工作。此後,國務院任命薛暮橋為國家計委委員、國家統計局局長。薛老正是在這個崗位上開始了新中國的統計事業。李克穆說:“薛老很超脫名利,但做事很務實。他從事經濟理論研究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20世紀50年代,薛暮橋創立了新中國的統計制度。20世紀60年代,他主持建立了中國的物價管理體系,為成功調節物價,實現大躍進後穩定物價的目標做出了重要貢獻。70年代末,他提出讓失業青年自己找工作,扶持鄉鎮企業,鼓勵長途販運,促進了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80年代初,他深刻闡述了中國必須實行商品經濟,系統提出了財稅、金融、價格、外貿、國企等體制改革方案。

”薛老三長期研究經濟工作,尤其是改革開放,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對於深入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薛老從不隨風而變,這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是很難做到的。最令人欽佩的是,當時代或實踐證明他的某些觀點有問題時,他會毫不猶豫地予以糾正。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斷學習新知識,更新自己的觀念,使薛老的理論觀點始終站在中國經濟理論界的前列。”李克穆評價道。

李克穆還記得薛老和錢學森的壹次討論。在壹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錢學森找到薛老說: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研究要用數學模型。薛老說:“很好,但絕不能把它做成‘數字遊戲’。如果輸入電腦的數據不準確,結論就會有問題,因為電腦缺乏‘測謊功能’。”對此,錢學森也深表贊同。當時,李克穆在《人民日報》的壹個空白處,隨口記錄了這段對話。後來半月刊刊登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位大師的對話。雖然這段對話的原始記錄很難找到,但類似的討論至今仍在進行。由此可以感受到老壹輩學者對國家高度的責任感和嚴謹的態度。

最讓李克穆印象深刻的是薛老在研究經濟問題上的細致考察。印數10萬冊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壹書,是薛老到山東、安徽、江蘇等地區深入調研寫成的。李克穆開玩笑地對記者說:“跟薛老出去調研,我壓力很大。他研究問題時太專註了。有時候他的眼睛壹直盯著什麽東西,腳還在動。我得隨時保護他們。”

薛老有壹個非常和睦的家庭。在20世紀30年代的農村經濟調查中,他認識了他的妻子羅瓊,並於1935成為合夥人。羅瓊長期從事婦女工作,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第壹書記。他們有三個女兒,最小的女兒薛曉荷和父親在壹起的時間最長,繼承了父親研究經濟問題和擅長寫作的能力。

薛老晚年仍堅持寫作。曾經有記者問他,這麽大年紀了,為什麽每天還要堅持寫很長時間?薛老的回答很簡單:“如果我不寫作,不思考經濟發展,活著還有什麽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