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中做過以下闡釋:“關於藝術， 大家知道，它的壹定的繁盛時期絕不是同社會的壹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絕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壹般發展成比例的”“當藝術生產壹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他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種類的關系中有這種情形，那麽，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壹般發展關系上有這種情形，就不足為奇了。困難只在於對這些矛盾做壹般的表述。壹旦他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他們就被解釋明白了。”?馬克思的這段論述告訴了我們“壹定的繁盛時期絕不是同社會的壹般發展成比例”這樣壹個事實，也告訴了我們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的是文學藝術的“特殊性”。也就是說文學藝術與物質生產之間存在著不平衡性。文學作為壹種精神領域的活動，作為壹種意識形態，按照“物質決定意識”的觀點，物質生產從根本上決定了文學創作，這體現了馬克思對於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解和把握；而文學的發展同時也受自身特有的規律的制約，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在某些特殊的歷史階段和特殊的領域裏，文學的繁榮和社會的發展是不成正比例的。這壹是由於文學的發展和繁榮的動力不是單壹的，決定文學發展和繁榮的原因不僅僅是物質生產的水平。同時，我們在談論文學的發展時，是就文學這樣壹種特殊的文化現象而言的，因而我們必然運用社會歷史價值和文學的獨立審美價值兩個尺度來進行分析、評價和判斷。當我們以社會的物質發展水平及其社會進步的尺度來審視文學現象時，文學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表現會很突出，但當我們從文學的獨特審美價值的角度來看待時間維度中的文學現象時，我們就會很容易地發現文學的繁榮和發展與社會物質發展水平的不平衡現象，會感到文學在其歷史中似乎只表現為某種演變的歷程。中國古代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文學與當時的生產狀況的關系正好驗證了這壹點。並且這種不平衡不僅表現在整體上，同時也表現在這壹時期的各個部分之中。
首先，簡要闡述壹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物質生產狀況和社會狀況。
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壹個社會動蕩，經濟衰敗，災荒連年，戰爭不斷的時代，是中國政治上最黑暗、混亂的時代，“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壹個時代”，“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壹個時代”?。文學史上所說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始於東漢建安年代，迄於隋統壹，歷時約四百年。這壹時期的歷史情況比較復雜，可以看出這個時代的壹些基本特點。壹是全國長期分裂。從漢末大亂到三國鼎立，而後由西晉實現了短暫的統壹，但為時不過二、三十年，接著又是連年混戰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統壹。在中國歷史上，這是分裂時間最長的時代。二是政權更叠頻繁。整個魏晉南北朝，除了東晉和北魏存在的時間超過壹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壽命都不長。南方的宋、齊、梁、陳四代，最長的宋立國約六十年，最短的齊才二十多年。三是社會動亂。在這壹時期，由於國家分裂，政權不穩定，各種力量為了奪取統治權或擴大統治範圍，進行著激烈的鬥爭。同時並立的政權之間總不免互相征伐，新舊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通過戰爭實現的。即使沒戰爭，統治集團中的權力之爭同樣充滿著殺氣。在不斷發生的社會動亂中，不但普通民眾蒙受了巨大的災難，許多上層人士也難免殺身之禍。四是民族矛盾尖銳。自漢魏以來，我國西部和北部的少數民族開始大量向內地遷移。他們受到漢族統治力量的深重壓迫。到了西晉後期，發生宗室爭奪皇權的“八王之亂”，這些少數民族的首領紛紛趁機而起，並把漢族政權趕到了南方。在他們統治的北方地區，反過來又對漢族民眾進行了殘酷壓迫。而南方漢族政權的北伐、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南征，也時起時伏。
這壹時期，可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亂世”。近四百年間，除了西晉短暫的統壹外，壹直處於分裂、動蕩之中。漢末動亂，代之而起的是三國鼎立。公元265年，司馬炎篡魏建立西晉王朝，至280年滅吳而統壹全國，但至316年即由於“八王之亂”而滅亡。317年，司馬睿在江南建立東晉王朝，420年又為劉裕所篡。此後便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國的混亂局面，南方則宋、齊、梁、陳幾個朝代頻繁更叠。王朝更叠帶來的爭鬥以及南北對峙帶來的相互攻伐，使這壹時期戰亂不斷，少有寧日。戰亂使很多人喪生，也帶來了饑饉、瘟疫及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這些都深刻地影響了文人的心態與精神風貌，同時也影響到整個文學創作的主題、題材與作品的基調。因為戰爭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靈敏感的作家與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運的多變難蔔，人生禍福無常以及生命個體面對多變的時代風雲的無能為力。於是，我們便在魏晉南北朝文學裏看到了壹些集中的文學主題，如生死主題、遊仙主題及隱逸的主題。在亂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現為或慷慨悲歌，或任誕放達，或及時行樂、追求聲色，而文學風貌也呈現出或梗概多氣，或隱約曲折，或綺麗華靡的特點，這些都不能不說和特定的時代背景相關。
魏晉的亂世不僅是壹般的戰亂，它還伴隨著統治階級的仇殺，曹魏代漢，劉氏宗室遭殃；司馬氏篡魏，曹性皇族被誅；劉裕奪晉，司馬氏宗族覆滅。原先朕即國家、富有四海的天子頓成階下囚、刀頭鬼。他們尚且不保，何況臣下。政局的險惡、最高統治者的兇殘成性，使名士成批的被殺，加深了內部的裂痕，加劇了內部的分化，以致從營壘內部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對甚至敵視③。
然後，讓我們看看這壹時期繁榮的文學成果。
這壹時期由於長期的封建割據和連綿不斷的戰爭，使得中國文化的發展受到了特別的影響。其突出表現則是玄學的興起、佛教的輸入、道教的勃興及波斯、希臘文化的羼入。在從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間，以及在三十余個大小王朝交替興滅過程中，上述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響，交相滲透的結果，使這壹時期儒學的發展及孔子的形象和歷史地位等問題也趨於復雜化。
魏晉南北朝文學約四百年，其文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建安、正始文學，兩晉文學及南北朝文學。
建安、正始文學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至魏鹹熙二年（公元265年，也即晉武帝泰始元年）。其中可細分為建安文學與正始文學。建安文學自建安元年至魏明帝末（景初三年239年），這壹時期的文壇主要作家以曹氏父子即“三曹”為中心，包括集中於他們周圍的“建安七子”以及女作家蔡琰等壹批作家。這是壹批在漢末動亂中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親身經歷了漢末動亂的社會現實，經歷了在動亂時代民生的苦難，因而大都既有遠大的政治理想與抱負，又具有務實的精神與通脫的作風與態度，其作品大都呈現出高揚理想，憂時傷世，充滿個性，富有悲劇色彩的特征，這種特點也即後世所稱的“建安風骨”。劉勰曾概括曰：“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離亂，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正始文學自齊王曹芳正始元年（240年）至魏末（264年）。“正始”是齊王曹芳的年號，自240至248年，但文學史上的正始文學，壹般也將正始以後至魏末包括在內。這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掌權後為篡魏而形成的政治上的恐怖局面，引起了文學面貌的變化。這壹時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賢”（七賢指阮籍、嵇康、阮鹹、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為代表，而作家則以阮籍、嵇康為代表。面對政治上的高壓與黑暗，他們內心極為苦悶，便以老莊的“自然”為武器對抗司馬氏所提倡的名教，作品大多表現為對禮教的虛偽的揭露與對黑暗政治的抗議。就整個風貌而言，他們的作品沒有了建安文學慷慨悲涼的歌唱，而代之以韜晦遺世與憂生之嗟。但就精神實質而言，正始文學仍真實地反映了現實，與建安文學有其相通之處。
兩晉文學又可分為西晉與東晉兩個階段。西晉文學以太康時期為主，呈現出短暫繁榮的局面。太康是武帝年號（280—289），這壹時期經濟呈現上升局面，文學上出現了以“三張、二陸、兩潘、壹左”為代表的作家群。太康文學呈現出對繁縟、對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逐漸喪失了建安文學的風骨，但在語言運用上也有壹些新的探索，尤其是左思對門閥制度的抗議、抒發寒士不平之鳴的詩歌，成為這壹時期文學的富有光彩的亮點。
東晉文學起自晉室南渡（317年），終於劉裕篡晉（420年）。自魏晉以來，在哲學思想領域所興起玄學，至西晉時盛極壹時。降及東晉，玄風仍盛而不衰，加之佛學流行，玄佛合流，整個文壇為玄風所籠罩。這種風氣影響到文體，使得玄言詩占據文壇長達百年之久，因此東晉除了玄言詩外，無可稱道者，惟晉末陶淵明的出現，才為東晉文壇帶來了新的氣息而成為東晉文壇之異彩。
自劉宋起迄陳末，為南北朝時期。朝代更叠頻繁，南北政治對峙為這壹時期社會政治的主要特點。而南朝文學可註意者，壹是劉宋時期由玄言向山水題材的演變，所謂“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其中這壹轉變中，謝靈運貢獻尤大。其對山水自然美的表現以及對藝術形式上華美精工的追求，將漢魏古詩帶到了壹個更成熟的境地，帶來了中國詩歌的又壹新變。同時之鮑照，則以樂府詩的創作為主，高唱對門閥制度的抗議與不滿，成為這壹時期又壹有突出貢獻的詩人。
蕭齊政權雖歷時不長，而詩歌也有新發展，值得註意者，壹是沈約、周顒、王融、謝脁等在詩歌聲律、用事、對偶等方面的探討，***同創立“永明體”，成為中國古典詩歌向近體律詩發展的過渡。其次是謝眺等山水詩人在形式上變革謝靈運之“大謝體”，為山水詩的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三是由於這壹時期帝王對詩歌創作的倡導參與，使詩歌創作上出現浮艷輕靡的傾向。
梁陳兩代發展了齊詩中的浮艷傾向，演變為宮體詩風。梁陳宮體詩多表現宮廷生活，多寫女性容貌、體段、姿態及詠物，追求艷麗，成為輕艷詩風的典型代表，也多為後代詩論家所詬病，成為後來改革的對象。
在南北朝時期，南北方的文學發展不平衡，當南方以文彩風流而著稱時，北方的文壇則顯得較為荒涼，但由於南北的對峙並沒有隔絕彼此的文化交流，文人的來往，文獻的傳播，也影響著北方，因而北方的文學也緩慢發展。不過北方作家多企羨南朝之文彩，故北方多有摹仿南方之痕跡。如“北地三才”之邢邵、魏收、溫子升等。而真正給北方帶來起色的還要數被滯留於北方的庾信與王褒等。北方文學值得稱道者，壹是北方之民歌，質樸自然，剛建有力，二是散文著作，如《顏氏家訓》《洛陽伽藍記》《水經註》等，南北方不同的文學風貌，在對峙中交流，在交流中漸漸融合，至隋統壹而使得這種交流、融合大大加強，終而至唐朝時形成了壹種文質並煥的文學新局面。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物質生產與文學創作出現了不平衡的局面。這正好證明了馬克思關於藝術創作與物質生產的不平衡理論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根本上決定著文藝的發展和演變，所以從壹般意義上說文藝的發展變化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既經濟物質的發展和變化而變化的，經濟與文藝的這種關系，不過是前壹種關系在歷史過程中的壹種漸變形態．而經濟基礎的變更對文藝的發展的影響，並不是亦步亦趨、如影隨形，而是或遲或早、參差不齊的。因為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系統的變化是壹個極其復雜的過程，它從根本上受物質生產關系的制約外，同時還要受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然而，文藝的發展和變化最終受經濟基礎的決定既受生產力的制約是壹條客觀的規律。所以這樣文藝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產生不平衡是客觀現實的。由於經濟基礎對文藝的發展的制約作用是從根本上發生的，而從具體對文藝的發展做更為細致的考察時，會發現它在某些時候與經濟發展的變化並不是同步的。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質生活的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壹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④
因此,藝術生產同物質生產發展的不平衡現象,恰恰證明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決定並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發展的狀況。壹旦經濟基礎發生改變,建立於其上的上層建築也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以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但這種變化關系並不是成正比的、直線的關系。經濟發達社會的藝術作品未必都是高水平、高成就的,而生產力落後社會的藝術作品也不壹定就是低水平的。但反之,壹定社會的藝術必然是由這壹社會的經濟狀況所制約,也必然是反映了這壹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能夠為藝術發展提供良好的物質條件,並影響藝術的內容與形式。
藝術等意識形態在壹定的經濟基礎上產生之後,並不完全依賴經濟,而是具有其固有的規律性及相對的獨立性。藝術的表現形式、形式與內容的結合方式等都是有壹定的內在規律的。經濟基礎並不能直接影響藝術作品的成就。恩格斯曾言:“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壹小提琴:十八世紀的法國對英國來說是如此,後來的德國對英法兩國來說也是如此。”壹方面,由於藝術的創造需要有壹定的內容(思想、素材等),而這種內容除了來自於當時所處的時代外,還包括世代傳承下來的各種思想材料。
這正如普列漢諾夫曾指出的：“決不是‘上層建築’的壹切部分都是直接地從經濟基礎中成長起來的：藝術同經濟基礎只是間接地發生關系的。因此，在討論藝術時必須考慮到中間環級。”⑤通常認為，文學藝術同社會經濟基礎之間的中間環節有政治、社會心理和其他社會意識形式等因素。
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並不是簡單的對應關系,且藝術生產與物質經濟發展不同,不能用自然科學來精確地表達,不能用量化的標準來衡量藝術的發展,認為藝術發展與物質生產的發展成正比,甚至認為藝術生產的發展速度可以高於物質生產的發展速度。
正如恩格斯所說，“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⑥作為壹種社會役識形態，文學屬於上層建築。因此，文學的產生和發展歸根結底總是受著壹定的經濟基礎的制約。具體表現在兩個面：壹方面，從文學的內容看，它所表達的思想感情，揭示的社會關系，以及再現的生活場景，都決定於壹定社會的經濟基礎。另壹方面，從文學的發展看，經濟基礎是決定文學發展、演變的根本原因。沒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就不會有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我國兩漢文化的發展繁榮，也是同封建制戰勝了奴隸制分不開的。但應看到，經濟基礎對文學發展、演變的制約和影響，往往並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緩慢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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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白華 《美學散步》
[3]趙克堯 《魏晉風度論》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壹九八八年第壹期
[4]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序言》
[5]普列漢諾夫 《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第322頁
[6]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156頁
[7]袁行霈 《中國文學史》第二卷 第三編 魏晉南北朝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