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都是初唐中後期很有才華的詩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時代就獲得“四傑”的美譽。
他們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詩人，他們在初唐詩壇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陳，下啟沈宋，其中盧、駱長於歌行，王、楊長於五律。後人所說的聲律風骨兼備的唐詩，從他們才開始定型。
他們開始把詩歌從宮廷移到了市井，從臺閣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題材擴大，思想嚴肅，五言八句的律詩形式由他們開始了初步的定型。他們懷著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有壹種十分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靡，提倡剛健骨氣。他們的詩盡管未能擺脫南朝風氣，但其詩風的轉變和題材的擴大，預示了唐詩未來的發展方向，並起了積極進步的作用，他們是真正的唐詩的揭幕人。在唐詩史上，他們是勇於改革齊梁浮艷詩風的先驅。唐太宗喜歡宮體詩，寫的詩也多為風花雪月之作，有很明顯的齊梁宮體詩的痕跡。大臣上官儀也秉承陳隋的遺風，其作風靡壹時，士大夫們爭相效法，世號“上官體”。
在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仍在詩壇占有統治地位的時候，“四傑”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初唐詩壇出現的這種不正之風，接著其余三人也都起來響應，壹起投入了反對“上官體”的創作活動之中。
他們力圖沖破齊梁遺風和“上官體”的牢籠，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轉到了廣大的市井，從狹窄的臺閣移向了廣闊的江山和邊塞，開拓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當時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帶有新氣息詩風，推動初唐詩歌向著健康的道路發展。四傑對唐詩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大致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作品題材與內容上，其中包括有詠史詩和詠物詩，還有山水詩，像王勃的《滕王閣序》；或為抒發登臨送別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以及駱賓王的《於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邊遠戍的，描寫征夫思婦的，與表達對不幸婦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們比較接近社會現實，所以常用詩歌對某些社會現象加以揭露。
四傑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改變齊梁時遺下的不正詩風，取得了壹定的成績。
其次，初唐四傑為五言律詩奠定了基礎，並且使七言古詩發展成熟。五言律在“四傑”之前已有出現，唐初詩人王績（王勃系王績侄孫）曾作過壹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傑”的時候，五律這壹形式才得到充分的發揮，並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逐漸的固定下來。“四傑”以多數量、高質量的詩篇為稍後於他們的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言古詩在三國時期以後盛極壹時，而七言古詩卻是到了唐代才興盛起來，四傑（楊炯無七言詩）又以大量的傑作把七言古詩推向了成熟階段。所以初唐四傑在發展詩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楊以五律見長，盧、駱擅長七古（七言）。他們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對“四傑”十分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