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的文學作品?

可以見明人張溥的《三曹集》，輯有漢末三國時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的作品。曹操的詩歌，極受樂府影響，現存的詩歌全是樂府歌辭。這些詩歌雖用樂府舊題，卻不因襲古人詩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縛，卻又繼承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裏行》原是挽歌，曹操卻以之憫時悼亂。《步出夏門行》原是感嘆人生無常，須及時行樂的曲調，曹操卻以之抒述壹統天下的抱負及北征歸來所見的壯景。可見曹操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歌，開啟了建安文學的新風，也影響到後來的杜甫、白居易等人。曹操還有不少其他文章傳世，例如《請追增郭嘉封邑表》、《讓縣自明本誌令》、《與王修書》、《祀故太尉橋玄文》等，文字質樸、感情流露流暢率真。曹植作品百余篇，絕大部分是五言詩，被後人收進《陳思王集》裏；其作品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建安文學的成就和特色。南朝宋謝靈運稱“天下才有壹石，曹子建（植）獨占八鬥，我得壹鬥，天下***分壹鬥。”算是對曹植最高評價了。《詩品》的作者鐘嶸亦贊曹植“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 ，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曹植與王粲、劉楨並稱“曹王”、“曹劉”。南朝蕭綱《與湘東王書》：“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其代表品有《洛神賦》、《贈白馬王彪》、《箜篌引》、《白馬篇》、《美女篇》、《名都篇》、《七哀》等。曹丕詩歌最高成就的《燕歌行》，據考寫於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烏桓期間，采用樂府體裁，開創性地以句句用韻的七言詩形式寫作，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詩。為後人稱道的作品都在擔任五官中郎將至魏太子期間所作，他的詩歌細膩清越，纏綿悱惻，缺乏曹操、曹植的慷慨之氣，後世對他的評價不如“三曹”中的另外兩人。學者葉嘉瑩在《葉嘉瑩說漢魏六朝詩》裏，列舉鐘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和王夫之《姜齋詩話》對曹丕的評價。《詩品》將曹丕排在中品，認為他的詩不及弟弟曹植，原因是曹丕詩“率皆鄙直如偶語”（“偶語”，即兩個普通人在講話），反觀曹植則是“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文心雕龍》說曹丕“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裏......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與曹植“思捷而才俊”不同，又謂“俗情抑揚，雷同壹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世人都同情曹植的處境，曹丕是兄弟爭位的勝方，人們也因此忽略他文章的美妙。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姜齋詩話》裏直言：“實則子桓天才駿發，豈子建所能壓倒耶？”，可謂為曹丕文學成就“平反”的宣言。葉嘉瑩說，曹丕是壹位“理性詩人”，有節制有反省，“以感與韻勝”。 曹丕同時還中國歷史上第壹位文學批評家，其作品《典論》中的《論文》篇是中國最早的文學理論與批評著作，寫於曹丕為魏太子時，主要內容有評價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楨的文風和得失，“建安七子”的說法來源於此；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認為作家的氣質決定作品的風格；肯定文學的歷史價值，“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稱“他（曹丕）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教訓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壹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