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綠原《我怎麽學的德語》壹文談起

綠原先生和錢春綺先生，壹北壹南，是我國譯介德國詩歌的兩大巨擘。兩人都譯了德國經典巨著歌德的《浮士德》，也都譯過席勒、海涅等人大量詩篇。兩人都具有詩人才華，各有獨特風格，譯著可謂各有千秋。我自己過去也譯過幾部德國文學作品，但由於意趣蕪雜，近年更多關註的是英語文學。雖然如此，我對德國文學並未忘情　　綠原年輕時就開始寫詩，嶄露才華，20歲第壹部詩集《童話》問世；自上世紀40年代中起，陸續翻譯發表文學藝術作品，躍登文壇；全國解放後曾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任職。1955年厄運臨頭，因胡風反革命案陷身縲紲。經過壹年左右審訊和調查，事實本已查清，原來假定的罪名並無根據，卻未獲釋放。從此壹關7年，在囹圄中捱過漫長歲月。但他並未頹唐萎靡，而是以堅毅精神應付逆境，用了6年時間，學習德語。釋放後，能以之為工具，譯介德語詩歌，煥發異彩。讀了綠原的這篇自述，最令我佩服的當然是他不屈不撓的意誌，但此外還有其他壹些想法，寫下來，供關心知識分子命運的人和我壹同思考。　　感慨之壹是從綠原的遭遇想到"文革"結束前我國知識分子經受的苦難。我自認為比較幸運，雖然歷經運動總是心驚膽戰地踩壹段鋼索，但沒有被打翻落馬，直到"文革"前烏雲已經遮蓋住半天，才開始受到沖擊，壹直延續到橫掃大地的暴風雨徹底過去。幾年前，在我原單位召開的壹次退休人員的會議上，壹位曾當過我的領導的黨員同誌當眾表示，過去對我的待遇是不公正的。我很感謝這位領導說的公道話，我相信也是她的真心話。但是，建國後近20年知識分子（我指的是整體知識分子）的遭遇又豈止是"不公正"三個字所能概括？開除、放逐、勞改、下牢，多少人在精神與肉體雙重折磨下，才華逐漸喪盡，生命也隨著歲月消逝，即使僥幸活過來，失去的永遠無法挽回了。如果把話說得坦誠壹點，或者說苛刻些，當年長期執行的知識分子政策實在是叫人喪失自信、自尊，把黎民視同草芥，"高貴"同"愚賤"完全倒置的政策。綠原在囚禁中仍獲準讀書並掌握了壹門知識，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事例。他的自強奮鬥精神固然令人佩服，但如果不是被囚禁在--用綠原自己的話說--"首善之區"，又怎能受到這種"寬容"？當年因莫須有的罪名被關被押的人只能老老實實地進行改造，"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而在某些人思想中，改造思想的最佳途徑莫過於異於尋常的繁重體力勞動。在"改造"中除了至高無上的"寶卷"外，又豈能讀雜書、學外語？當然，事情也還有另外壹面，由於我國地域廣闊，各地監管制度不盡相同，又由於時間悠長、政情變化，對待服刑人員的規定、政策也時寬時緊，因之，在某壹地區、某壹時間，犯人或許也能偷閑看點書。但在那個時代，只能說是個例或特殊情況。總的說來，讀業務書是違禁的。不要說在監獄，就是在"牛棚"或五七幹校，看閑書也與改造相違（在五七幹校收尾階段，管理松懈，例外。）是否允許看書，看似制度或規則，實則關系到幾乎與生命同等重要的人格尊嚴和精神自由。我在這裏不妨舉壹個最近讀到的事例。　　趙儷生教授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晚年在蘭州大學（壹度並歸西北師範大學）執教，"反右"運動中不幸罹禍。1958年，他被補劃為右派分子，罰去河西走廊山丹縣師大農場勞動。那是壹個距離餓死上萬人的夾邊溝不過百十裏的地方。趙儷生教授之所以能活著回來，是因為小女兒登山遇難（女兒名趙紀，死時年僅18歲）被寬大釋放。至於在勞改中，為何沒被餓死，教授後人解釋說，可能是因為他體質孱弱，消耗熱量很小。另壹不能不提的原因是，趙儷生不論白天牧馬，夜臥地鋪，手中總不離壹本《國語》或《左傳》。我雖然不相信讀書可以療饑，但確信讀書多少可以分解壹些精神重壓。我想，大多數下放勞動和在幹校中改造過思想的人都會有此同感吧。綠原在他的那篇文章裏也說："為了不讓自己精神失常，給淹死在裏面，才不得不學阿Q，把'適者生存'的原則庸俗化"，讀壹些書。這壹夢魘時代終於過去了，但它留下的陰影恐怕至今仍在纏繞著壹些過來人吧！　　讀綠原自述文章的第二點感觸是，驚嘆我國知識分子思想如何單純。這壹問題要從綠原最後選擇德語自修說起。自從監獄準許讀書後，他先讀了家人送來的本已收藏在家的外文書。但是以後讀什麽呢？他聽從尼赫魯自傳中的教導不讀小說，因為小說"挑逗感情"，不利保持平靜心態。他決定要讀壹些使心靈"單純化、機械化、以至枯槁化"的東西，以承受徒刑的壓力。那該是什麽書呢？讀數學，循序漸進的課本難找，擔心半途而廢。他要學外語，而且要學壹門難度大、過去沒沾染過的外語。經過壹番試探，最後決心學德語。原因呢？引證綠原自已的話說："把陌生的德語學好，認真讀幾本馬克思經典著作，也好明白自己究竟是怎樣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上失足的。"我對他這句話的理解是，綠原雖然使用了"失足"兩字，認為自己有錯，但真實思想是想認真把事情的是非曲直弄清楚，是他誤解或歪曲了馬克思的話呢，還是批判他的人假借馬克思理論對他打擊、誣陷，或者也可能是翻譯者誤譯了馬克思的話才叫他受了不白之冤吧。這些都需要首先讀懂原著，看看馬克思究竟是怎麽說的，才能明白，否則壹切都是壹筆糊塗賬。我看綠原先生想用書呆子的辦法去解決政治上的是非問題，未免太天真了。想當年壹個人的思想指揮全國幾億人頭腦，壹個人的意念決定的大小方針政策，哪裏是講道理、辨是非的時代？胡風上書表白自己的文藝觀點卻被誣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連累了數百人受罪，明明是個冤案，卻需要將近30年等待才能平反，當時誰敢為他說句公道話？寫到這裏，我倒真想起另壹個戇大，壹個令我肅然起敬的老知識分子――著名的美學家和翻譯家呂熒。　　在批判胡風的壹次大會上，人人高呼打倒反革命，只有呂熒壹個人為胡風申辯，認為胡不過是文藝思想的錯誤。在胡風已經被定性為暗藏反革命分子後，也只有他壹個人敢去看望。這樣壹個公然違逆時潮的人，自然為當時的社會所不容。結果"文革"乍起，他就作為"不安定分子"押赴農場，先在天堂河，後轉茶澱，強制勞動。呂熒又壹次顯示了他的不識時務的憨直，別人押去勞改隨身帶的是衣物、食品，他去農場卻抱著壹臺英文打字機和翻譯中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為了去農場繼續他的文化大業，為防停電，他還帶了幾大包蠟燭。不難想象，這樣不合時宜的人落在茶澱會是什麽下場--葬身荒郊。1969年，茶澱西荒地墳塋裏又多了壹個土丘，他死時年僅55歲，真令人痛惜。　　錢春綺先生壹樣也做過不識時務的傻事。他本在醫界立足，有壹份穩定工作，只因對德國文學過分癡迷，沈浸於翻譯詩歌中無法自撥，於60年代初竟脫離本職，自願轉為壹名自由職業翻譯工作者。結果"文革"壹來，他視為拱壁的文化遺產壹下子變為糞土，翻譯外國文學成為宣揚封資修毒素的罪行，不僅再無翻譯好做，而且就連生計、養活壹家老小也難維持了。"文革"結束後不久我去上海，曾專程到南京西路錢先生家中拜訪。談到過去10年的艱辛遭遇，他表示自己當初因壹念之差，連累全家受難，為之唏噓不已。　　我有時候想，這些在業務專長上表現了極大智慧，做出卓越成績的人為什麽"大事糊塗"，在政治上落後於形勢呢？同在知識界，為什麽有些人腦筋轉彎比較快，能夠比較容易地參加了時代大合唱，而有些人的步伐卻總不合拍呢？再往深裏探索壹下，我發現這些"時代落伍者"（這個名稱並不恰當，姑且這樣叫吧！），早年間大多也是"先行者"，屬於進步的"左派"，有的甚至參加過革命。綠原解放前在重慶讀書期間，就因參加進步文學活動被迫離校。呂熒與革命關系更深，30年代在北京就參加了壹二?9?9九學生運動。是什麽影響了他們"與時***進"呢？　　這壹頗為復雜的問題決不是我這篇雜感式的短文能夠說清楚的。這裏我只能做壹個粗淺的解釋。我認為，知識份子愛犯的壹個通病就是過分珍愛自己的壹點喜好--即使沒有能力著書立說，翻譯什麽世界名著，也總是在書堆裏打滾，成為呆頭呆腦的書蟲。他們把自己喜愛的那點事物看得比什麽都高，有如身家性命，不顧外界發生了什麽天翻地覆的變化，還是緊緊抱著不放。在通達的人眼中，他們這些人"抱殘守缺"、"冥頑不化"，他們自己卻認為取得了世上最寶貴的財富，或者可以說把握了人生真諦。結果在洶湧澎湃的時代浪潮中，壹下子就被淹沒，成為"陳舊過時事物"的殉葬品，壹幕幕悲劇也就因此而發生了。如今混亂無序的年代已成往事，這些受難者大多也已亡故，但那麽多天真赤誠之心卻是後人永遠不會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