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壹首生命的贊歌，力量的贊歌。
在文章裏，安塞腰鼓，並非只是單純地在作為人類生命力量的壹個載體、壹種象征；其自身，就是人類生命力量的凝聚物，最充分、最徹底的表現。這樣，作者自然要傾註下全部的熱情與筆力歌之、頌之，壹歌二頌難以盡致，則有三歌之、三頌之。
在作者筆下，幾乎分不出哪是形式與內容，哪又是客體與主體，兩者真正地獲得了無間的統壹。
不取拖沓累贅、沈悶疲軟的長型句式，而多簡潔有力、脆生響亮的短句；也沒有冗長繁復的段落，壹言兩語即自成起迄。
大量地運用排比，排比的形式又力求多樣：既有句內的排比，更多句與句之間、段與段之間的排比，又能連段而下，交錯互出。
不獨直接地描寫這腰鼓釋放的磅礴能量，也從人的感覺、人的聯想和群山、大地等周圍環境的回響上，多方位地渲染著它的奇特效應。
自始至終采用行進的、動態的描寫，不作靜止的形容，並使那人體的動作與腰鼓的聲響，在***時態中互激互溶，合二而壹，從藝術上組成壹個表現著生命之源和力量之泉的整體。
——這壹切形式上的追求，在文章中造成了壹種快速躍動的節奏，熾熱灼人的氛圍，排山倒海般的氣勢，恰與作者所要歌之頌之的人的生命力量相輔相契。
安塞腰鼓，是屬於黃土高原的。惟有生存於這方土地上的人群，才能創造出此等奇觀，也才能憑借它而釋放其內蓄的偉力。作者是陜西人，從其描寫中，可以看到他對黃土高原和安塞腰鼓的無限神往與傾心愛戀。惟其如此，他也才能寫得酣暢淋漓，曲盡其妙。
這壹篇，與喬良的《高原，我的中國色》，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說，喬良的作品，是對中華民族性格特征的總體性的把握，那麽劉成章的《安塞腰鼓》，則是把它對象化和具體化。讀者能把兩篇作品壹並閱讀，相互比照，必將更深切地體察到我們民族性格的本色及其生命力量之表現。
（金梅，選自《中國散文鑒賞文庫?當代卷》，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二、《安塞腰鼓》賞析
樂器往往是用來制造氣勢、渲染氣氛、表達感情的，它因地域和民族等的不同而有“西洋”和“民族”之分類，更因構造和“玩”的方式的不同而有管樂、弦樂、打擊樂等不同叫法，演奏出來的效果當然也是大不相同的。
安塞腰鼓是黃土高原的“絕活兒”，它的粗獷、雄渾、動力十足的風格正與當地自然環境、地理風貌、民風民情等渾然壹體、不可分離。另外壹點也頗有意味：它是人、鼓合壹的，沒有壹種樂器能夠像它這樣要求人和樂器的結合必須達到這樣的高度。人的表演和樂器的“表演”完整地糅合在壹起，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所以成功的表演是人借鼓勢、鼓借人威、酣暢淋漓，精、氣、神無阻無礙，壹脈貫通。
散文《安塞腰鼓》正是抓住了“安塞腰鼓”的這壹特點，把對人和鼓的描寫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和盤托出。
壹開始，人是靜的，靜得像壹株株樸實的高粱。風吹葉動正襯托出他們的靜。鼓也壹樣，“呆呆地”，“似乎從來也不曾響過”。這黃土高原上百十個以高粱為背景的鼓者是註定了要有壹場不同凡響的表演的!
忽然之間就爆發了，爆炸了。作者用比喻的排比句來營造這“壯闊”“豪放”“火烈”的陣勢：“驟雨”“旋風”“亂蛙”“火花”“鬥虎”。腰鼓改變了人們的感覺，引發了人們的聯想，而這壹切的最高境界就是“掙脫了”——“束縛”，“沖破了”——“羈絆”，“撞開了”——“閉塞”。
真正的詩歌是需要反復詠唱的，這是《詩經》以來的傳統。反復和排比是制造節律、渲染氣氛、抒發感情的必要手段。需要提醒的是，“反復”不是“重復”，不是相同詞、句、段的兩次以上的簡單出現。在《安塞腰鼓》裏，每壹句“好壹個安塞腰鼓”的出現都有新的感覺、新的內涵、新的情景。
“好壹個安塞腰鼓”為全篇確定了基本的音高、色澤、氛圍和主要的精神走向，無論上、下文怎樣搖曳、生發、詞采飛揚，都不會走得太遠，這是作文常規之壹，也是文章之所以“這樣”而不是“那樣”的根本。本文的“精神內涵”也在這裏：“容不得束縛，容不得羈絆，容不得閉塞。是掙脫了、沖破了、撞開了的那麽壹股勁!”這兩個緊密相連的段落是流動於所有動作、情景、章句裏的不變的靈魂，以後的每壹次感嘆和議論都不曾離開它。
請註意以下幾個地方：“隆隆隆隆的豪壯的激情……”壹段裏，“陣痛的發生和排解……”壹句表達的是對改革開放以後，祖國走進新時代的振奮和自豪之情；“除了黃土高原，哪裏有這麽厚這麽厚的土層啊!”可以理解為對中華民族幾千年燦爛輝煌的歷史的比喻，是民族立足本土、再創輝煌的堅實前提和基礎；四個“愈捶愈烈”領起的短段和短段裏短句的出現起到了深化主題、熱化感情、增強力度的作用。
開頭是靜悄悄的，結尾也靜成了“另壹個星球”，這種猛然爆發和戛然而止的安排顯然別是壹番匠心。它的直接效果是，主體部分因為首尾的安靜變得更加火紅、熱鬧、氣勢沖天了。
“安塞腰鼓”所表達的內涵是無比豐富的，但“詩無盡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僅僅感受壹下也行，這節奏、氣勢、色彩，這生命力旺盛的後生，這純粹的閱讀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