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統治集團內部的傾軋異常激烈，公元300年（西晉惠帝永康元年），在後黨賈氏與趙王司馬倫的爭權鬥爭中，張華、裴頠、潘嶽、石崇、歐陽建等壹批名士被司馬倫誅殺。這首詩是歇陽建臨刑時所作。
詩的前十二句，詩人嘆悔自己身處亂世，不能明哲保身而招致禍難。首先，詩人嘆悔自己不該離家遊宦。“伯陽適西戎”。“伯陽”，老子的字。“適西戎”，據傳說，老子去過流沙（中國西北沙漠地帶）之西。“孔子欲居蠻。”“蠻”指古代南方少數民族，亦稱夷；《論語·子罕》說：“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歐陽建是渤海（郡名，在今河北南皮縣壹帶）人，其地近海，遠離中原，比較荒僻，他以老子、孔子的故實發端，是為了說明自己的家鄉也不“陋”。“茍懷四方誌，所在可遊盤。”四方誌，經營四方之誌。壹個人若有這樣的誌向，任何地方都能有所作為。言下之意，自己也應該留在鄉梓，不該到京師去遊宦。通觀四句詩，雖無悔字而悔意豁然，用典貼切深婉，起到以少總多的效果。“屯”“蹇”，《易》二卦名，都是艱難困苦之意，後因稱挫折不順利為“屯蹇”。古人，指春秋衛國的大夫蘧伯玉。據《左傳》記載，衛獻公無道，於魯襄公十四年被大夫孫林父所逐，至二十六年又由大夫寧喜迎回復位。孫林父流亡國外，寧喜後也因專權為衛獻公所殺。孫、寧二人在謀變時，都曾同蘧伯玉商議，伯玉兩次都預見到禍亂將起（即“達機兆”，明達事物變化的先兆），“從近關出”。近關，距離國都最近的邊關，取道近關，可見他急於出國避亂。這兩句，是贊賞伯玉的識時務、明哲保身，以對比出自己的無見識。“抱責”以下四句，自悔沒有激流勇退，反而因謀誅趙王倫不成而終遭殺身之禍。“抱責守微官”，語本《孟子·公孫醜下》：“有官守者，不得其責則去”（有固定職務的，如果無法盡其職責，就可以不幹）。詩人這裏化用其意，說自已處在這種亂世，按孟老夫子的教導，早該棄職隱退了，卻執迷不悟，死抱著官職不放，與古人的“達機兆”相比，詩人不由得深沈地自嘆自責了。咨，雙。“沖且暗”，年幼而不明事理。“潛圖”，密謀，指謀誅趙王倫。關於歐陽建遇害事，王隱《晉書》說：“歐陽建為馮翊（治所在今陜西大荔）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往西將軍），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於倫篡立（指司馬倫廢惠帝自稱帝事），（建）勸淮南王允誅倫，來行，事覺，倫收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是為“咨余”四句詩很好的註釋。也可以知道歐陽建的“守微官”，並非貪圖爵祿，而是為了對時局有所匡正。壹個正直之士為自己的正直嘆悔，益發令人痛感這個黑暗時代的是非顛倒。
中間十二句，詩人慨嘆仕途險惡，人心難測，並抒發豁達的人生觀。“恢恢”四句，空間的寬闊廣大與“投足不獲安”的局促形成鮮明強烈的對比，揭示了世道極端陰森恐怖。“投足不獲安”五字，語雖平實，卻是全詩最為精策之處，因為它表現的不僅是歐陽建壹人的喟嘆，也凝聚著魏晉文人普遍的憂患情緒。通覽魏晉詩歌，至遲從何晏、阮籍起，這種情緒就在文人詩中廣泛傳染，直到“平典似道德論”的玄言詩風大暢時，才趨於式微。緊接著，詩人通過兩個比喻，揭示仕途之艱險。第壹個比喻，化用孔子語“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雕”，極言時勢之嚴竣恐怖，筆法靈活有深致；第二個比喻，用涉太行道說明、映襯仕途之險，語簡理明。“真偽”二句隱含對屠殺者、抑或告密者的憤慨之情。自然，作為在統治集團各派系激烈傾軋中的犧牲品，歐陽建是不可能真正認識到罹難根源的，因而對於自己的悲劇命運，他盡可能作出豁達的解釋，並以豁達的態度處之：“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嘆。”在統治集團的內訌中喪身，現在看來並無什麽價值可言，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吐此達觀之辭，歐陽建還算不失名士風度。
詩的最後十句，寫詩人對親族牽連被刑的至哀至痛。歐陽建盡管對自已的悲劇命運還能處之豁達，但在另壹方面，他畢竟是壹個活生生的充滿感情的普通人，因而當他念及與自己同赴刑場的老母及兒女時，滿腔悲痛噴湧而出，壹連用“摧心肝”“心中酸”“如循環”“五情塞”“涕汍瀾”五個詞組，淋漓盡致地抒吐了他的深沈悲痛。尤其是“不惜壹身死，惟此如循環”兩句，古直悲涼，意緒綿遠，令人千載之下，猶生淒然之情。
歐陽建寫成這首詩，便死在劊子手的斧鉞之下。如何評價魏晉時期統治集團內部各個派系及其參與者的是是非非，那是史學界的工作，茲不置論。作為文學作品，這首臨終抒情詩，真實完整地表現了詩人臨刑時復雜的思想感情，從而反映了魏晉時期“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的險惡現實，確是壹首好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