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的來源
“賦”字用為文體的第壹人應推司馬遷。在漢文帝時“詩”已設立博士，成為經學。在這種背景下，稱屈原的作品為詩是極不合適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誦讀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稱也名不正言不順。於是，司馬遷就選擇“辭”與“賦”這兩個名稱。不過，他還是傾向於把屈原的作品以“辭”來命名，這是由於屈原的作品富於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稱為“賦”。真 正把自己作品稱為賦的作家第壹人是司馬相如。而後，到西漢末年，文人們就常以“賦”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賦”的名稱最早見於戰國後期荀況的《賦片》。最初的詩詞曲都能歌唱，而賦卻不能歌唱，只能朗誦。它外形似散文，內部又有詩的韻律，是壹種介於詩歌和散斆之間的文體。
漢賦是在漢代湧現出的壹種有韻的散文，它的特點是散韻結合，專事鋪敘。從賦的形式上看，在於“鋪采擒文”；從賦的內容上說，側重“體物寫誌”。漢賦的內容可分為5類：壹是渲染宮殿城市；二是描寫帝王遊獵；三是敘述旅行經歷；四是抒發不遇之情；五是雜談禽獸草木。而以前二者為漢賦之代表。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在兩漢400年間,壹般文人多致力於這種文體的寫作，因而盛極壹時，後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漢代文學的代表。
[編輯本段]漢賦的結構
漢賦在結構上，壹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稱作“亂”或“訊”的結尾。漢賦寫法上大多以豐辭縟藻、窮極聲貌來大肆鋪陳，為漢帝國的強大或統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贊歌，只在結尾處略帶幾筆，微露諷諫之意。
[編輯本段]漢賦的類別
漢賦分為大賦和小賦。大賦又叫散體大賦，規模巨大，結構恢宏，氣勢磅礴，語匯華麗，往往是成千上萬言的長篇巨制。西漢時的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東漢時的班固、張衡等，都是大賦的行家.小賦揚棄了大賦篇幅冗長、辭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漢賦基本文采的基礎上，創造出篇幅較小、文采清麗、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趙壹、蔡邕、禰衡等都是小賦的高手。
[編輯本段]賦的產生和發展
中國漢代文體。作為文體名稱，它淵源於 荀子 的《賦》；作為文學體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辭和戰國恣肆之風的極大影響。由於漢帝國經濟發達，國力強盛，為漢賦的新興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統治者對賦的喜愛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爭相以寫賦為能事，漢賦遂成為漢代400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
賦作為壹種文體，早在戰國時代後期便已經產生了。最早寫作賦體作品並以賦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據《漢書?藝文誌》載，荀子有賦10篇（現存《禮》、《知》、《雲》、《蠶》、《箴》5篇）,是用通俗“隱語”鋪寫五種事物。舊傳楚國宋玉也有賦體作品，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辭藻華美，且有諷諫用意，較之荀賦,似與漢賦更為接近,但或疑為後人偽托，尚無定論。從現存荀賦來看，這時賦體還屬萌芽狀態。賦體的進壹步發展，當受到戰國後期縱橫家的散文和新興文體楚辭的巨大影響。賦體的主要特點，是鋪陳寫物，“不歌而誦”，接近於散文，但在發展中它吸收了楚辭的某些特點——華麗的辭藻，誇張的手法，因而豐富了自己的體制。正由於賦體的發展與楚辭有著密切關系，所以漢代往往把辭賦連稱，西漢初年的所謂“騷體賦”，確實與楚辭相當接近，頗難加以明顯的區分。
漢賦的形成和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漢初的賦家，繼承楚辭的余緒,這時流行的主要是所謂“騷體賦”,其後則逐漸演變為有獨立特征的所謂散體大賦，這是漢賦的主體，也是漢賦最興盛的階段；東漢中葉以後，散體大賦逐漸衰微，抒情、言誌的小賦開始興起。漢賦的這種發展變化過程，與漢代社會狀況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壹時期 自漢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當時所謂“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封建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錮不嚴，儒家思想尚未占據統治地位。當時諸王納士，著書立說，文化思想還比較活躍。這壹時期的辭賦，主要仍是繼承《楚辭》的傳統，內容多是抒發作者的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轉變。這時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賈誼，此外還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賈誼的《吊屈原賦》是借悼念屈原抒發憤慨，雖吊逝者，實為自喻。此篇的形式與風格,是騷體的繼承,但由於作品傾訴的是作者的真情實感，因而和後來那種純然出於模擬《楚辭》而為文造情的作品明顯不同。賈誼的《鵩鳥賦》是壹篇寓誌遣懷之作，假設與鵩鳥對話而敷衍出壹篇文字。這篇賦壹方面使用了主客問答體，同時也比較多地傾向於使用鋪陳的手法，散文的氣味濃厚預示了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寫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喚隱居山林的隱士早日歸來。賦中描寫山中景物，使用鋪敘和誇張的手法，充滿豐富的想象，是漢初騷體賦的優異之作。
賈誼和淮南小山的賦作都還距騷體不遠，僅在某些方面開始有所轉變，而標誌著漢賦正式形成的第壹個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發》。
枚乘主要生活於漢文帝、景帝時期，死於武帝初年。他的《七發》寫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問候，通過主客的問答，批判了統治階級腐化享樂生活，說明貴族子弟的這種痼疾，根源於統治階級的腐朽思想，壹切藥石針灸都無能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從思想上治療。賦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鋪陳了音樂的美妙,飲食的甘美,車馬的名貴,漫遊的歡樂,田獵的盛況和江濤的壯觀。《七發》雖未以賦名篇，卻已形成了漢大賦的體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雜有楚辭式的詩句，且用設問的形式構成章句，結構宏闊，辭藻富麗，劉勰稱：“枚乘摛艷，首制《七發》,腴辭雲構,誇麗風駭。”（《文心雕龍?雜文）從漢初的所謂騷體賦到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漢大賦，《七發》是壹篇承前啟後的重要作品。
第二時期 西漢武帝初年至東漢中葉,***約200多年時間,從武帝至宣帝的90年間,是漢賦發展的鼎盛期。據《漢書?藝文誌》著錄漢賦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這壹時期的作品。從流傳下來的作品看，內容大部分是描寫漢帝國威震四邦的國勢，新興都邑的繁榮，水陸產品的豐饒，宮室苑囿的富麗以及皇室貴族田獵、歌舞時的壯麗場面等等。
自漢武帝劉徹到宣帝劉詢的時代，即所謂西漢中葉，這是漢帝國經濟大發展和國勢最強盛的時期。漢武帝是壹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為了進壹步保衛國家和鞏固政權,他又北向出擊匈奴,弭除了歷年的邊患；用兵南方，結束了南方壹些部族紛爭的局面。這在壹般封建文人眼裏，無疑是壹個值得頌揚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藝，招納了許多文學侍從之臣在自己身邊，提倡辭賦，誘以利祿，因而大量歌功頌德的作品，就在所謂“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的借口下產生了。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禦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禦者千有余篇。”
這壹時期的賦作基本上同《詩經》的雅頌壹樣，是壹種宮廷文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潤色鴻業”服務的。有壹些作家，作為皇帝的侍從，對皇帝歌功頌德，但他們又對自己類似俳優的地位時時感到不滿，因而也寫作了壹些感慨身世和以諷諭為主的作品。也有壹些作家對當時漢帝國空前繁榮強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悅，但對皇室大量揮霍資財和迷於奢侈享樂的生活，無論從歷史教訓出發,還是從當時的民生出發,也曾感到擔憂。這就構成了當時壹些鴻篇巨制的大賦在思想內容方面的普遍特點，它們往往既歌頌誇耀於前,又諷諭勸戒於後,而這兩者統壹在壹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這些漢代大賦思想內容的復雜性。
司馬相如是漢代大賦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選》所載《子虛》、《上林》兩賦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據《史記》、《漢書》本傳，考定二賦或本是壹篇，即《天子遊獵賦》。這兩篇以遊獵為題材，對諸侯、天子的遊獵盛況和宮苑的豪華壯麗，作了極其誇張的描寫，而後歸結到歌頌大壹統漢帝國的權勢和漢天子的尊嚴。在賦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讓漢天子享樂之後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達了作者懲奢勸儉的用意。司馬相如的這兩篇賦在漢賦發展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它以華麗的詞藻，誇飾的手法，韻散結合的語言和設為問答的形式,大肆鋪陳宮苑的壯麗和帝王生活的豪華,充分表現出漢大賦的典型特點，從而確定了壹種鋪張揚厲的大賦體制和所謂“勸百諷壹”的傳統。後來壹些描寫京都宮苑、田獵、巡遊的大賦都規撫它，但在規模氣勢上又始終難以超越它。所以揚雄說：“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漢武帝、宣帝年間著名的賦作家還有東方朔、枚臯、王褒等人。《漢書?藝文誌》著錄他們的賦作頗多，但傳世頗少。如枚臯，據記載有賦 120篇，現已壹篇無存。東方朔流傳下來的《七諫》，是壹篇因襲楚辭的騷體賦，並無新意。但他的《答客難》、《非有先生論》，雖未以賦名，卻是兩篇散體賦，對以後述誌賦的發展有壹定影響。王褒是宣帝時重要賦家，今存《洞簫賦》和騷體賦《九懷》。《洞簫賦》是現存描寫音樂賦作較早的壹篇，對後世的詠物賦和描寫音樂題材的作品有過影響。
西漢末年至東漢中葉 100多年間，《子虛》、《上林》兩賦成為這壹時期眾多作家創作的***同模式，他們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範圍,完全失去了新鮮的創造力,只有揚雄和班固,由於他們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和才能,他們賦作尚有自己的特點，是這壹時期的代表作家。
揚雄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賦家。《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賦在思想、題材和寫法上，都與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相似，不過賦中的諷諫成分明顯增加，而在藝術水平上有了進壹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寫和鋪陳相當精彩，在模擬中有自己的特色。後世常以“揚、馬”並稱，原因即在於此。他的《解嘲》,是壹篇散體賦,寫他不願趨附權貴，而自甘淡泊的生活誌趣,縱橫論辯，善為排比,可以看出有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在思想和藝術上仍有自己的特點，對後世述誌賦頗有影響。《逐貧賦》和《酒賦》,或表達自己甘於貧困,鄙視“貧富茍得”的誌趣，或對皇帝、貴族有所諷諫，思想和寫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東漢前期的著名賦家。他的代表作《兩都賦》，由於蕭統編纂《文選》列於卷首，而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兩都賦》在體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馬相如的，是西漢大賦的繼續，但他把描寫對象，由貴族帝王的宮苑、遊獵擴展為整個帝都的形勢、布局和氣象，並較多地運用了長安、洛陽的實際史地材料，因而較之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賦作，有更為實在的現實內容。張衡以至左思的所謂“京都大賦”的出現，都明顯地受到《兩都賦》的影響。
第三時期 東漢中葉至東漢末年，這壹時期漢賦的思想內容、體制和風格都開始有所轉變，歌頌國勢聲威、美化皇帝功業,專以鋪采摛文為能事的大賦逐漸減少,而反映社會黑暗現實，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開始興起。東漢中葉以後，宦官外戚爭權，政治日趨腐敗，加以帝王貴族奢侈成風，橫征暴斂，社會動亂頻仍，民生雕敝。文人們失去了奮發揚厲的精神,失望、悲憤,乃至憂國憂民的情緒成為他們思想的基調，這就促使賦的題材有所擴大，賦的風格有所轉變。這種情況的出現始於張衡。
張衡具有代表性的賦作是《二京賦》和《歸田賦》。《二京賦》是他早年有感於“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創作的，基本上是模擬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和班固的《兩都賦》。但他對統治階級荒淫享樂生活的指責比較強烈和真切，他警告統治者天險不可恃而民怨實可畏，要統治者懂得荀子所說的“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這是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對作者的啟發，表現了當時文人對封建統治的危機感。《二京賦》除了像《兩都賦》壹樣，鋪寫了帝都的形勢、宮室、物產以外,還寫了許多當時的民情風俗,容納了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值得特別註意的是他的《歸田賦》。作者以清新的語言，描寫了自然風光，抒發了自己的情誌,表現了作者在宦官當政,朝政日非的情況下，不肯同流合汙，自甘淡泊的品格。這在漢賦的發展史上是壹個很大的轉機。他把專門供帝王貴族閱讀欣賞的“體物”大賦，轉變為個人言誌抒情的小賦，使作品有了作者的個性,風格也由雕琢堆砌趨於平易流暢。在張衡之前,已出現過壹些言誌述行的賦，如班彪所作《北征賦》，通過記述行旅的見聞，抒發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顯示了賦風轉變的征兆，張衡在前人的基礎上，使漢賦的發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繼張衡而起的是趙壹和蔡邕，趙壹的《刺世嫉邪賦》對東漢末年是非顛倒“情偽萬方”的黑暗現象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表現了作者疾惡如仇的反抗精神。這篇賦語言犀利，情緒悲憤，揭露頗有深度，與前壹階段那種歌功頌德，誇美逞能的大賦，已經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賦》是他在桓帝時被當權宦官強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賦中作者不僅揭露和批判了當時宦官專權、政治黑暗、貴族們荒淫無恥的現實，而且還滿懷同情地寫出了當時的民間疾苦，表現了作者的愛憎感情，語言平實，格調冷峻，頗具感染力。稍後禰衡的《鸚鵡賦》是壹篇寓意深刻的詠物賦，作者借寫鸚鵡，抒發了自己生於末世屢遭迫害的感慨。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舊的賦頌傳統，盡管數量不多，卻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誌、寫景詠物賦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編輯本段]賦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賦是繼《詩經》、《楚辭》之後，在中國文壇上興起的壹種新的文體。在漢末文人五言詩出現之前，它是兩漢四百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封建時代的詞章家非常推崇漢賦，但他們奉為漢賦正宗的卻是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及班固、張衡等人的大賦，但也正是這些大賦，在思想和藝術形式上表現了較多的局限性。西晉的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批評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他所謂“今之賦”就是指漢代興起的大賦。他認為它們“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摯虞對漢賦的社會作用以及藝術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
漢賦，特別是那些大賦，盡管有著如上所述的缺點，在文學史上仍然有其壹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寫宮苑、田獵、都邑的大賦來說，大都是對國土的廣闊，水陸物產的豐盛，宮苑建築的華美、都市的繁榮，以及漢帝國的文治武功的描寫和頌揚，這在當時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而賦中對封建統治者的勸諭之詞，也反映了這些賦作者反對帝王過分華奢淫靡的思想，表現了這些作者並非是對帝王貴族們毫無是非原則的奉承者和阿諛者。盡管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現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應抹殺的。
其次,漢大賦雖然炫博耀奇,堆垛詞藻，以至好用生詞僻字，但在豐富文學作品的詞匯、鍛煉語言辭句、描寫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壹定的成就。建安以後的很多詩文，往往在語言、辭藻和敘事狀物的手法方面，從漢賦得到不少啟發。
最後，從文學發展史上看,兩漢辭賦的繁興,對中國文學觀念的形成，也起到壹定促進作用。中國的韻文從《詩經》、《楚辭》開始,中經西漢以來辭賦的發展,到東漢開始初步把文學與壹般學術區分開來。《漢書?藝文誌》中除《諸子略》以外,還專設立了《詩賦略》,除了所謂儒術、經學以外,又出現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晉則出現了“詩賦欲麗”(曹丕《典論?論文》)，“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等對文學基本特征的探討和認識，文學觀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漢賦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現存作品包括某些殘篇在內，***約二百多篇，分別收錄在《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書中。
[編輯本段]漢賦的主要代表
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哀二世賦》《長門賦》《美人賦》
枚乘：《七發》（楚辭體）《柳賦》《梁王菟園賦》
賈誼：《鵩鳥賦》
揚雄：《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
王褒：《洞簫賦》
班婕妤：《自悼賦》
劉向：《九嘆》
劉歆：《遂初賦》
班固：《兩都賦》
班彪：《北征賦》
賦是介於詩、文之間的邊緣文體
在兩者之間，賦又更近於詩體。從漢至唐初這段時期，賦近於詩而遠於文，從主題上看，楚辭體作品主題較為單壹，多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體式，象屈原那樣書寫自己的不幸與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鋪張誇飾，對漢大賦的影響不言而喻。賦自誕生之日便 帶有濃厚的文人氣息，這就是受楚辭影響極深的原因。騷體賦，多采用楚辭的“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也常繼用了楚辭的“引類譬喻” 手法。
賦與詩的盤根錯節，互相影響從“賦”字的形成就已開始。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更出現了詩、賦合流的現象。但詩與賦必竟是兩種文體，壹般來說，詩大多為情而造文，而賦卻常常為文而造情。詩以抒發情感為重，賦則以敘事狀物為主。清人劉熙載說：“賦別於詩者，詩辭情少而聲情多，賦聲情少而辭情多。”
漢賦的體式
即騷體賦、四言詩體賦和散體賦（或稱大賦）。從賦的結構、語言方面看，散體、七體、設論體、及唐代文體賦又都比較接近於散文，有的完全可歸於散文的範疇。賦的似詩似文的特征，與現代文學中的散文詩有些相像。
特點
：壹、語句上以四、六字句為主，並追求駢偶；二、語音上要求聲律諧協；三、文辭上講究藻飾和用典。 排偶和藻飾是漢賦的壹大特征。經歷長期的演變過程，發展到中唐，在古文運動的影響下，又出現了散文化的趨勢，不講駢偶、音律，句式參差，壓韻也比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暢的氣勢，叫做“文賦”。
駢文受賦的影響很大，駢比起於東漢，成熟於南北朝。在文章中廣泛用賦的駢比形式，是漢代文人的常習。以至於有些以賦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視作駢文。象南朝劉宋的鮑照的《蕪城賦》、謝惠連的《雪賦》及謝莊的《月賦》等。
詩和賦的區別
賦，是由楚辭衍化出來的，也繼承了《詩經》諷刺的傳統。關於詩和賦的區別，晉代文學家陸機在《文賦》裏曾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也就是說，詩是用來抒發主觀感情的，要寫得華麗而細膩；賦是用來描繪客觀事物的，要寫得爽朗而通暢。陸機是晉代人，他的話說出了晉代以前的詩和賦的主要特點，但不能作機械的理解，詩也要描寫事物，賦也有抒發感情的成分，特別是到南北朝時代抒情小賦發達起來，賦從內容到形式都起了變化。
階段
賦，除了它的源頭楚辭階段外，經歷了騷賦、漢賦、駢賦、律賦、文賦幾個階段。
漢賦四大家
司馬相如、楊雄、班固、張衡四人被後世譽為漢賦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