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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如何

怎樣看待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在國內壹直就不乏爭議。自2006年底德國漢學家顧彬發表了他的嚴厲批評意見之後,這個話題就更成了壹時的熱點。我以為,這些論爭對於人們關註當下文學是有壹定助益的,但其中的壹些看法無疑還需要認真加以辨析,以期取得比較接近於事實的認識。

如果要籠統地答問中國當代文學到底是成就大於不足還是不足大於成就時,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成就當然大於不足。文學是歷史性發展的,不同時期的文學因為環境、背景的不同,很難作簡單的類比。

總體來看,當代文學壹直處於發展之中,進取之中,而在壹些具體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呈現壹種螺旋上升趨勢。擇其要者而言之,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實績顯而易見,也值得重視。

第壹,新的創作群體不斷湧現,文學創作態勢空前活躍。

跟過去相比,這些年文學的最大變化,是走出了過去的單壹體式,壹統格局,表現出少有的多樣狀態和多元格局。在作協、文聯的體制之外,有不少的體制外的作者湧現出來,有的還成為職業的和半職業的作家;在傳統的紙質寫作之外,還出現了大量的網絡寫手,他們借助於網絡平臺施展才力,擁有著眾多的文學讀者。現在,活躍於當代文壇的中國作家,從上世紀30年代出生的王蒙、張潔,到80年代出生的張悅然、郭敬明,大約有6代人在同時寫作,稱得上是“六世同堂”。而這些作家,因為角度的不同、旨趣的有別,在創作中表現得千差萬別,互不相同,這實際上又以各有千秋的個性寫作,構成了整體的豐富繁盛與姹紫嫣紅。就體制內和職業化的作家隊伍而言,有壹個明顯的變化是:地域文化寫作在逐步凸顯,邊緣地帶作家在進而崛起。前者如許多作家潛心於鄉土現實的寫作,而且形成了壹定的地域性群落,較有影響的如江蘇的蘇南作家群,河南的南陽作家群,寧夏的西海固作家群,雲南的昭通作家群,四川的達州作家群,等等。後者如壹些在所處地域和文學地位上處於邊緣狀態的新疆、甘肅、雲南、寧夏等地的作家,在這些年長足崛起,成為文學創作中勢頭強勁的生力軍,如新疆的董立勃,甘肅的雪漠,雲南的範穩,寧夏的郭文斌,張文東等。這種地域與邊緣的後來居上,是在過去時期比較少見的,因而成為當下文壇的顯著亮色。

第二,文學創作的整體水準在攀升,而長篇小說的創作成就尤為突出。

這些年來的文學創作,從外觀上看,似乎缺少壹些應有的熱點與看點。其實整體的創作壹直在穩步發展,而這種真切又紮實的實績,常常被媒體的娛樂化報道所遮蔽,所忽視。在紀實文學方面,社會問題報告文學繼續以其大膽揭露時弊的鋒芒,切近著社會和讀者,而其中的傳記文學部分,以由人的命運探悉歷史命運的深度與力度,比過去有了較大幅度的突破;在散文、隨筆方面,歷史文化角度的大散文蓬勃發展,而在此之外,寫自然變化、環境問題的生態散文也漸成氣候,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註;壹度壹蹶不振的詩歌寫作,也以“網絡詩歌”和“打工詩歌”的方式,重又獲得了新的生機。

在當下的文學創作裏,長篇小說的發展最為快速,也最為突出。自進入新世紀之後,長篇小說壹直保持著年產1000部左右的數量,而在質量上,也表現出穩步上升的勢頭。前年,長篇小說在寫鄉土現實方面,有賈平凹的《秦腔》,阿來的《空山》,畢飛宇的《平原》,在以“小人物”表現大社會方面,有余華的《兄弟》,東西的《後悔錄》,王安憶的《遍地梟雄》,在寫動物文化方面,則有姜戎的《狼圖騰》,楊誌軍的《藏獒》。這些作品作為不同題材與寫法的代表,標誌了長篇小說的創作的切實發展。去年,僅出自名家之手又可圈可點的長篇新作,即有鐵凝的《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勞》,史鐵生的《我的丁壹之旅》,範穩的《悲憫大地》,劉慶邦的《紅煤》,蘇童的《碧奴》,鄧剛的《山狼海賊》,馬麗華的《如意高地》,等等。另外,還有屬於新人力作壹類的都梁的《狼煙北平》等等。這樣壹個每年約十數部佳作力構的比率,加上前些年包括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優秀之作的積累,應該說,長篇小說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代表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成就與藝術水準。在去年於浙江烏鎮召開的茅盾文學獎座談會上,與會者談到長篇小說的創作成就時,有不少人認為九十年代以來的長篇小說,就其題旨的渾厚與藝術的求新而言,不僅超過了當代的“十七年”時期,而且也超過了現代時期的三十年。我是這壹論點的堅決主張者,因為這已是由作品本身證明了的文學事實。

第三,當代文學在堅守與發展之中,以自身的作用與影響,成為變化著的當代文壇的旗幟與主軸。

總體來看,當下的文學與文壇充滿了壹種過渡性的特征,但在艱難中生存,在坎坷中前行,是壹個基本的發展趨勢。

顧彬對於當代文學批評中,有兩條帶有普泛性的意見,壹是認為中國作家的社會責任感缺失,二是說中國作家大部分對語言不認真。第壹條我認為很不準確,他可能指的是那種極端的個人化寫作,這在當代文學中非屬主流,沒有普遍的代表性。在我看來,普遍具有社會責任感,恰恰是中國作家卓有的***性與長處,這在近年來的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和散文、紀實類作品中都有充分的表現。第二條意見我覺得有壹定的道理,許多作家在形成獨有的語言風格上努力不夠,問題較多,確實需要語言的意識的增強和語言藝術的歷練。但我並不認同他的有關中國作家普遍不懂外語的指責,這不能看作是文學語言上的重大障礙,這應該屬於有則當然更好,無則也無所謂的問題。

有人常常拿現在的文學缺乏大師來鄙薄當下文壇,這實在是壹種虛而不實,大而無當的看法與做法。什麽是大師,誰人夠大師,不同的人都會有不同的標準和不同的看法。而且大師的稱謂,往往是後來的人們對之前的作家的壹種蓋棺論定的評價,對於尚且活躍於當下文壇的作家,說誰是公認的大師,顯然為時尚早,也難看得清楚。但有大師相的作家,應該就在他們之中。用我的標準來看,有這種氣象的作家,確實不乏其人,比如莫言、余華、蘇童、格非,比如陳忠實、賈平凹、阿來、李銳;比如王安憶、鐵凝……他們已有的作品已進入了“經典”的行列,他們的創作還在繼續發展之中。對於他們,人們理應抱以更高、更大的期待,包括“大師”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