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閣體大體與這樣的幾種因素相關聯：壹是密切結合官方意識形態即程朱理學，故表現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濃厚的道學氣；二是反映著上層官僚的生活內容，故應制、唱和之作數量非常之多；三是與當時（特別是永樂之後）政治平靜、人事結構穩定的狀況相對應，表現出陶然悠然的滿足心態（如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稱楊士奇的“太平宰相風度”）。他們要求文起到“施政教，適性情”的功能，內容上要“歌頌聖德，施之詔誥典冊以申命行事”（王直為楊榮《文敏集》所作《序》），在表達壹己的感情時，要“適性情之正”，抒寫“愛親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懷”（楊榮《省愆集序》）。總之，這是壹種由壓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發的文學，既缺乏對自我內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對社會生活的關懷，並且缺乏藝術創造的熱情。臺閣體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學風範，如董其昌所說：“自楊文貞而下，皆以歐、曾為範。”（《重刻王文莊公集序》）但這種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學為前提，距宋人的文學成就也遙遠得很。而由於這些文人的社會地位之高，他們的影響也格外大。如果按照這壹方向走下去，無疑會把文學引向絕境。
但臺閣體發展到後期，也漸漸產生了壹些變化。如江南地區出身的館閣大臣徐有貞、王鏊的詩歌，所表現的人生感受要比“三楊”來得復雜壹些。被稱為荼陵詩派領袖的李東陽（1447年—1516年），在成化、弘治年間以臺閣大臣的身份主持詩壇，其詩風大致仍在臺閣體的範圍。但他論詩，壹是強調宗法杜甫，壹是比前人更多重視詩歌語言的藝術。在其《懷麓堂詩話》中，比較細致地分析了詩歌的聲律、音調、結構、用字等方面的問題。這看起來好像是細枝末節的議論，實際上對恢復詩歌的抒情功能，卻有壹定的效用。他提出“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也表現了對宋詩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