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代是中華民族內部大混亂、大殘殺、大交流、大融合的時代，處在這壹時代的“三曹”，在飽經世態亂離的風雨中，廣泛接觸社會的現實，目睹社會的戰亂、人民生活的痛苦，於憤慨之中，懷著渴望建功立業、施展才華、澄清玉宇的壯誌，創作了大量與時代息息相通的詩歌。這些詩歌很自然就蘊含著極豐富的思想內容。
壹是作者用耳聞目睹社會亂離的大量事實作基礎，反映了時代亂離和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災難。曹操的《蒿裏行》，真實地反映出袁紹、袁術等軍閥假借討代董卓的名義，各自擁兵自霸、爭權奪利、互相混戰的史實，揭露了混戰造成“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的慘景。《薤露行》毫不掩飾地揭露了京都洛陽在董卓匪徒焚掠下呈現了壹派殘破景象。在曹丕的《燕歌行》中，作者描寫了婦女在不眠秋夜思念遠方征戰的丈夫，反映出夫妻不能團聚的無限哀怨。《善哉行》作者把行役者的苦難寫得深刻，令人辛酸。在曹植的詩歌中，也不乏其篇。《送應氏》描寫了戰亂後給洛陽造成的破敗景象。《泰山梁甫吟》，作者反映了濱海地區人發“寄身於草野”的悲慘生活，直接為民生疾苦而呼籲。
二是作者以憂國之思和“拯世濟物”的宏願，抒發自己的雄偉抱負，積極追求功業、統壹祖國的理想。曹操的《對酒》詩，以慷慨豪壯之語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通過“王者賢且明”的途徑來實現人人富足的“太平盛世”。《短歌行》中，他以“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自誓，抒發自己要像周公那樣，廣納賢士，***圖統壹大業，使“天下歸心”。特別是《龜雖壽》，寫出了“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名句，表達自己要“老當益壯”的壯誌未酬誓 不休的決心。曹植也有不少吐露自己抱負之作。《白馬篇》作者把詩中主人公描寫成“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高超武藝和憂國忘家的英雄，實為自己的豪壯自白。在《鯧篇》裏作者更是抒發了自己要為“遠懷柔九州”大業顯壹番身手的遠大抱負，而把那些熱衷個人名利的比作鯧和燕雀那樣的庸俗小人。
三是作者用自己親身經歷與感受，創作了反映山海美景，諷刺貴族子弟奢侈享樂，揭露社會不平，抒發個人的怨恨悉愁離。曹操的《觀滄海》描寫了深秋之時登山望海所呈現的壯麗景象，顯現出作者那種吞吐宇宙的宏大氣魄。作品成為古詩中首篇以寫景為內容的名作。曹氏父子詩歌蘊含著這樣相當豐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內容，怪不得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評述為“誌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啊！
“三曹”的詩歌具有鮮明、獨特的藝術特色。首先是作者表現出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他們在詩歌創作上，繼承和發揚了漢樂府民歌大膽揭露當時黑暗的現實主義傳統，以親身的經歷、目睹的現實“借古樂府寫時事”，充滿現實生活氣息，因而他們創作許多揭露戰亂罪惡，抨擊軍閥混戰，同情人民疾苦，以時發感的現實主義作品，被後世稱之為“詩史”。其次是他們將學習漢樂府民歌之形式應有於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寫出了大量的樂府詩題詩，使作品帶有明顯的樂府民歌風味，如曹操所留下的二十幾首詩，全都是樂府詩題。再次是在創作中不僅使自己的情意感發於亂離現實中，對出現悲慘亂離的現實發出哀怨悲涼之音，而且又抒發出慷慨之氣，這些就形成了“三曹”獨具的悲涼、慷慨的藝術特色，也就是後人所稱的“建安風骨”。但由於曹氏父子的追求、處境、地位的不同，詩歌的特色上又各具千秋。曹操是漢末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的思想積極奮發、爽朗豪邁，有強展雄人才大略的心胸與氣魄，因而他的詩歌表現出雄渾、沈雄、古樸的藝術風格。曹丕是皇帝，但政治遠見、氣魄遠不如曹操，思想不是奮進，生活大半在宮遷遊宴中度過，因而他的詩歌表現出清麗婉轉、低淚哀怨、流於纖弱的藝術風格，正如前人所說的有“文士氣”、“女人氣”。曹植前期受曹操寵愛，思想樂觀有抱負、自信，後期受曹丕、曹睿打擊、壓抑，思想惶鞏、憂懼，因而他的詩歌具有前期渾厚、昂揚，後期悲涼慷慨的藝術風格。鐘嶸評價其詩時是“骨氣奇高”、“情兼雅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