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傑”對詩歌創作題材領域的開拓
“四傑”活躍於高宗、武周朝，與當時的政治有著密切的關系。選官制度由貞觀時期的關隴貴族軍事集團的壟斷到武則天時廣招寒族地主入仕的變化，徹底改變了詩人隊伍由宮廷文人壹統天下的格局，下層知識分子紛紛走進詩人隊伍。所以，唐初從太宗朝到高宗、武周朝的變化在整個文化領域裏的影響，實質上就是文人隊伍在階級結構上的變化。“四傑”能使詩歌創作題材“從宮廷走向市井”，“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是由他們的階級出身決定的。縱觀“四傑”之前詩歌創作題材的發展，我們不難尋繹出他們和前代詩歌的淵源關系。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四傑”對詩歌創作題材的開拓，只是相對於六朝以來，特別是太宗朝在詩壇上占主導地位的宮體詩而言的。實際上，“四傑”所能涉及的題材，都可在前代詩歌中找到根據。但是，“四傑”畢竟做出了符合他們時代發展要求的變革，他們在題材領域的繼承和開拓，是以大量的創作實踐為支撐的，這就為“盛唐之音”的到來，提供了藝術表現的廣闊天地。劉開揚先生把“四傑”的詩歌創作題材劃分為“抒情詩”、“寫景詩”、“詠物詩”（《唐詩論文集》），楊柳、駱祥發先生把駱賓王詩的創作題材劃分為“抒情詩”、“邊塞詩”、“景物詩”，“其他方面題材作品”（包括“詠史懷古詩”、“艷情詩”、“吊唁詩”）（《駱賓王評傳》第十二章）。
2 、“四傑”對“宏博”的美學追求
所謂“宏博”，是指文學作品裏所表現出的恢宏博大的感情基調。楊炯在《王勃集序》中，指責了“龍朔初載”、“爭構纖微，竟為雕刻”的文風，這種文風“骨氣都盡，剛健不聞”，顯系齊梁余緒。而稱贊王勃的創作“以茲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使得“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誠壯思之雄宗也”。
3 、“四傑”恢復了對文學抒情功能的重視
抒情功能是文學最基本的功能之壹。宮廷文人們由於深受形式主義文風的毒害，加上他們生活環境和視野的局限，自然無法創作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 的文學作品。文學的抒情功能在他們手裏不可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四傑”，特別是王勃、駱賓王則在他們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中恢復了對文學抒情功能的重視，這也構成他們文學革新實績的壹個重要方面。
4 、“四傑”堅持了文質並重的文學思想
對於齊梁壹味地講究詞藻、要求聲律以及堆積典實的弊病，“四傑”雖然在理論上給予了矯枉過正的抨擊，但在創作實踐中，他們並未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基本上遵循了文學自身發展的規律，於繼承中有創新，使這次文學革新的步伐能夠得以穩妥地向前邁進。在“四傑”的詩歌裏，講究詞藻、聲律，隸事用典，都是為了表達詩歌的主題思想服務的，而不僅僅是為了形式上的華麗。在這裏，詞藻、聲律、典故都處於從屬地位，它們只是表現的手段，而不是所要表現的主體內容，這是“四傑”詩在構思方面和齊梁詩的本質不同。齊梁形式主義詩風的畸形發展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詩人本末倒置地把詞藻、聲律和隸事用典作為表現的主體，沒有比興寄托，“骨氣都盡，剛健不聞”。“四傑”正是在這壹點上看準了齊梁詩弊的癥結所在，把“興寄”、“風骨”等重要素質註入到詩歌創作之中，並使之居於主導地位，這樣，就使得內容和形式，“質”和“文”的關系較之齊梁起了質的變化，這壹變化必然促進形成因素朝著有利於文風改革的方向發展變化。“四傑”詩的遣詞造句多繼承和沿襲齊梁，有些甚至套用成句，但是，就詩的整體效果來看，“四傑”詩遠勝齊梁。因為齊梁有好句無好詩，而“四傑”繼承、沿襲，甚至套用這些好句，用來為自己所要表現的充實剛健的思想內容服務，從而達到了“文質彬彬”、“藻耀而高翔”的藝術境界。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帝京篇》可以說是這種繼承的典型例證。詩人在對齊梁歌行體繼承的同時，發揮了他們善於作賦的特點，使本來就冗長的這壹詩體更見其長，並在辭藻的華靡、章法的鋪陳、字句的雕琢、描寫的細膩方面較之齊梁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他們詩中所表現的那種恢宏的氣勢、博大的感情力量，卻是齊梁的同體詩作無法比擬的。
在對偶詩句的運用、聲韻格律的講求以及隸事用典等方面，“四傑”的詩也表現了於繼承中有所創新、有所發展的特點。前引各詩俱可看出其繼承與發展之所在，茲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