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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史

西周時期,我國第壹部詩歌總集——《詩經》的出現,是古代文學史上頭壹件大事。《詩經》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多年間,三百零五篇詩。它按音樂標準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樂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樂歌,“頌”則是宗廟祭祀時的樂舞曲。《詩經》的思想內容反映的社會生活非常廣泛。有的詩篇揭露了統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剝削,反壓迫的呼聲,如《碩鼠》、《伐檀》;有的詩篇表達了對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於役》;有的詩篇歌頌了男女之間真摯的愛情,和對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靜女》、《蒹葭》;有的則表現了婦女婚姻的不幸,如《氓》。總之,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及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詩經》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和人民性。在藝術上,《詩經》音調流暢,語言樸素,常用賦、比、興的手法來表情達意。賦的手法是直陳其事,比即打比方,興是感物起興,先詠它物來引發情意。後世把《詩經》奉為學習的最高典範。

戰國後期,在南方的楚國,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詩人,在學習楚民歌基礎上,創造了具有楚文化獨特光采的新體詩——楚辭。楚辭體詩句式以六言、七言為主,長短參差,靈活多變,多用語氣詞“兮”字。詩歌充滿著神奇瑰麗的想象,洋溢著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運用這種詩歌形式,創作了古代文學史上第壹抒情長詩《離騷》,優美動人的《九歌》十壹篇,言誌述懷詩《九章》九篇,以及《天問》等,***25篇楚辭作品。屈原的後繼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離騷》作為楚辭藝術的顛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學史上與《詩經》並稱“風騷”,垂範於後世。

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紛爭,遊說之士蜂起。在百家爭鳴的政治文化環境中,產生了壹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寫作了大量以說理透辟、邏輯嚴密、言辭鋒利、善用比喻為特點的論說散文,又稱諸子散文。諸子散文各具特色:《論語》雍容和順富有哲理性、《孟子》雄暢犀利富有鼓動性、《墨子》樸實謹嚴富有邏輯性、《荀子》淳厚富贍富有學術性、《韓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莊子》汪洋譎怪富有浪漫性。在諸子散文中,文學性最強當數《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與諸子散文輝映壹時的,是以記言記事為主的歷史散文。《左傳》、《國語》和《戰國策》,或以年為序,或以國為別,多出於各國史官之手。其中許多優秀篇章,情節曲折,人物生動,剪裁得體,有很高的藝術性,如《左傳》中的《鞍之戰》、《鄭伯克段於鄢》,或敘述激烈的戰爭進程,或表現統治集團內部的爭鬥,在敘事寫人方面均很出色。《戰國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個性光彩,描寫技巧愈加高明,是歷史散文中文學價值最高的壹部。

秦代實行文化專制政策,焚書坑儒,二世而亡,幾乎無文學可言。除留存下來少數歌頌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諫逐客書》是這壹時期少有的優秀散文篇章。

兩漢崇文,大壹統的鼎盛帝國,要求用文學來歌舞升平。於是壹種以鋪寫帝王和都市生活為主的文學樣式——辭賦便應運而生。賦是兩漢最流行的文體,是壹代文學的標誌。其體式導源於荀子的《賦篇》,並吸收了楚辭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漢初賈誼、淮南小山的賦,尚未脫楚辭形跡,被稱為騷體賦;枚乘的《七發》奠定了漢代大賦的形式格局;至漢武帝時代,獻賦誦賦風氣大盛,產生了壹大批賦家。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極寫帝王苑囿之盛、田獵之樂,稍後的揚雄,有《甘泉》、《羽獵》諸賦。這些賦寫得鋪張揚厲:多以歌功頌德為宗旨。到了東漢,班固的《東都賦》《西都賦》,張衡的《東京賦》《西京賦》仍是散體大賦中的煌煌巨作。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國強勢不再,壹些有識之士開始用辭賦來抒情誌、來刺時世。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蔡邕的《述行賦》等是這方面的名作。他們的創作突破了大賦原有的體制,對以後魏晉時期的抒情小賦和唐宋時期的散文賦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