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廷詩人上官儀，其詩即所謂“上官體”風格婉媚，但聲律嚴整。《全唐詩》現存上官儀詩20首。其中12首為應制、宴遊、酬答之作，這類詩多是逢場應景，點綴升平的尋樂輕歌；4首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詠畫障》和《王昭君》為有感而作之詩。另外據宋人魏慶之《詩人玉屑》所載，上官儀在總結齊梁時期沈約的“四聲八病”之說和劉勰《文心雕龍·麗辭》的“言對、事對、正對、反對”之說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六對” 之說，（“八對”，其孫女上官婉兒）並把對偶的技巧運用於詩歌創作。如《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早春桂林殿應詔》用了多種對偶形式，對唐代近體詩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從聲律上看，“對時行宮庭中應制、應詔詩的優劣衡定，和以後以詩取士的評定標準，定了壹個具體的尺度”。 初唐四傑（即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在唐詩發展進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其作品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對初唐浮艷詩風或較單壹的體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傑仕宦不顯而才華橫溢，慷慨有誌。他們反對綺靡文風，提倡抒發真情實感。其創作在形式上雖未完全擺脫齊梁遺風，但內容與氣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楊工於五言律詩，盧、駱擅長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楊炯的《從軍行》；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在獄詠蟬》。
聞壹多充分肯定了“四傑”在唐詩發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傑”的詩歌創作把唐詩從宮庭、臺閣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題材，擴大了創作的範圍。其次，他從詩歌形式的演變入手，把“四傑”分成王楊和盧駱兩派，指出王楊的使命主要是建設五律，與沈、宋壹脈相承（壹在內容、壹在形式）；盧駱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宮體詩破壞舊式的宮體詩，對劉、張及後代長篇歌行有直接的影響。如果從詩歌的題材、範圍和形式演變著眼，這大致上是符合“四傑”的創作實際的。 “沈宋”（即沈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