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風·王風·丘中有麻》是《詩經》中的其中壹首詩歌。全詩三章，每章四句。是壹首思賢詩。《詩經》是中國文學史上第壹部詩歌總集。對後代詩歌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成為古典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源頭。
丘中有麻
題解：女子等待情人時所作的各種懸想。
原文
丘中有麻，①彼留子嗟。②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③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④
譯文
記住那土坡上壹片大麻，那裏有郎的深情留下。那裏有郎的深情留下啊，
還會見到郎緩緩的步伐。
記住那土坡上壹片麥田,那裏有郎的愛意纏綿。那裏有郎的愛意纏綿啊，
還會與郎再來野宴。
記住那土坡上壹片李樹林，那裏記下郎的真情愛心。那裏記下郎的真情愛心啊，
他贈送的佩玉光潔晶瑩。
註釋
①麻：大麻，古時種植以其皮織布做衣。
②留：壹說留客的留，壹說指劉姓。子嗟、子國：壹說均是劉氏壹人數名;壹說“嗟、國”皆為語氣助詞。
③將(qiang1)：請;願;希望。施施：慢行貌，壹說高興貌。
④貽：贈。玖：玉壹類的美石。
賞析壹
作者：劉精盛
《詩經·王風·丘中有麻》這首詩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來並不復雜，但是對於詩的內容以及詩中人物的姓名，卻仍有爭議，迄無定論。《小序》雲：“《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毛認為是“思賢”詩，《箋》、《疏》並無異議。[1]《傳》的故訓由於最接近於《詩經》時代，大體上是可信的。但是，對於“國風”中某些詩篇的詩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歡女悅的情愛詩篇，囿於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牽扯到帝王後妃的身上，其說多半不可考之於史。自然亦有少數可考者，如《鄘風·君子偕老》、《邶風·新臺》、《齊風·南山》、《齊風·載驅》、《陳風·株林》，但大多數情愛詩篇，往往是詩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並不反映什麽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何可考耶?竊以為《丘中有麻》就屬於此類民歌。對於這些詩歌，只能就詩論詩，味之以文情，審之以辭氣，衡之以語法，覈之以訓詁，來探索其主題。朱喜作為壹個理學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詩集傳》尚能遵循就詩論詩的原則，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認為是壹首愛情詩，其說壹出，後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說亦有瑕疵。朱子雲：“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國亦男子之字也。”“之子，並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後評點曰：“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來乎?”[2]果如朱子所言，婦人私會二人且二人均贈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雖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確是夠大膽的了，縱有，當事人也不會形之於詩，即使作詩人未必詩中人，亦不會如此津津樂道地賦之於詩。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註析》引崔述《讀書偶識》駁那些認為《齊風·東方之日》是諷刺詩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於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汙者乎?”[3]其理亦可用於此。《詩經》中確有刺淫刺穢之詩，如《新臺》、《南山》、《載驅》、《株林》，但決非當事人自作或以當事人口吻所做。《株林》刺陳靈公，作為壹國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君臣宣淫，終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弒。朱子評曰：“靈公淫於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2]。真正有傷風化、有悖人倫之事，旁觀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風·墻有茨》所雲：“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由此觀之，《丘中有麻》至少不
是婦人歌詠與兩個情人茍且之事。《詩經註析》認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說的這位女子和子國、子嗟父子有私情，而這二人在丘中有麻處又為新歡所留。”《詩經註析》認為朱子和方玉潤都將“留”解釋為挽留之留，致有此誤。竊以為誤則誤矣，因為倘若“留”解釋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語句不順，但朱子並沒有說子國、子嗟是父子，齊襄公淫乎其妹，實有其事，而這首民歌，查無史據，父子聚麀，有悖天倫，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學，斷不會作如此主觀臆測。方玉潤《詩經原始》亦誤解了朱子，他說：“子嗟、子國既為父子，《集傳》且從其名矣，則壹婦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圖先賢亦為是論，能無慨然?惟是《序》、《傳》亦有所疑，子嗟、子國既為人名，則‘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駁姚際恒“嗟”、“國”皆為助辭說，曰：“嗟為助辭可也，國亦為助辭乎?”方氏主張嗟為助辭，國即“彼國”之“國”，猶言彼留子於其國，其國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張此詩為招賢偕隱之詩，雲：“《丘中有麻》招賢偕隱也，周衰，賢人放廢，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處丘園以自樂。”[4]竊以為詩中看不出招賢偕隱的痕跡，更何況“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彼留之子”明顯為同壹種句型，而按方氏說，獨獨“彼留子國”要在“國”前加“於”才能解通。高亨的《詩經今註》認為《丘中有麻》是“壹個沒落貴族因生活貧困，向有親友關系的貴族劉氏求救，得到壹點小惠，因此作詩以述其事。”[5]《傳》以為子國為子嗟父，而高亨以為子國是劉氏家族的另壹個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釋為“那劉氏的人們”。竊以為這種解釋值得商榷，因為《詩經》時代人稱代詞固然無單復數之分，但是“子”是名詞，無論是用來替代第二人稱代詞還是作為偏正結構的中心語，“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這樣的用法恐怕沒有，此種情況，先民是用加數詞的方式來表示的，如《邶風·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沒落貴族救助於劉氏，劉氏施與壹點小惠，恐怕還不至於“貽我佩玖”。竊以為贈玉不外乎以下三種情況，或是主恩浩蕩，或是朋友之間因有深情厚誼而分手脫相贈，寄予平生壹片心，或是戀人或夫妻之間情到深處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筆者認為此詩按第三種情況來理解更顯得貼切、自然，把詩理解為女子的口氣更為吻合。正因為“貽我佩玖”是愛情成熟的標誌，故女主人公反復詠嘆之，此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詠也。引文見《大序》)。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註析》的說法令人耳目壹新，他們認為：“這是壹位女子敘述她和情人定情過程的詩。首先敘述他們二人的關系，是由請子嗟來幫忙種麻認識的。後來又請他的父親子國來喫飯。到明年(應說‘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時候，他們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為定情的禮物。”[3]這種說法，筆者大體贊成，但仍有疑問。首先，這種說法固然解釋了詩中何以出現兩個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為，子國既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戀人父，就顯得不恭。據我所知，《詩經》中沒有直呼戀人名字的詩篇(壹般用代稱)，更何況連姓帶字，更何況稱戀人之父連姓帶字?其次，筆者認為此詩作為敘事詩欣賞還不如作為抒情詩欣賞，因為作為抒情詩欣賞不須那麽多猜測，我主張，“丘中有麻”、“丘中有麥”、“丘中有李”首先應作為起興手法來理解，這是國風多數詩篇常用的表現手法，其次《詩經》的起興雖說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但並非與所詠之事毫無關聯，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關聯，如這首詩的起興，就反映了季節的變換，“丘中有李”寓意愛情的成熟，“貽我佩玖”是愛情成熟的標誌，正如《衛風·木瓜》所寫：“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非報也，永以為好也。”
《丘中有麻》是壹首愛情詩，聞壹多先生信之不疑。他認為“將其來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語，古謂性的行為曰“食”，如《株林》“朝食於株”，而“將其來施施”，《顏氏家書·書證》：“江南舊本單為施”，聞氏認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語(見《風詩類鈔》)[6]。果真如此，施與食對文同義，全詩皆為四字詩句。這是極有可能的，從風格上來說，《詩經》裏不乏大膽、潑辣的愛情詩篇，從結構上來，全詩唯壹的五言詩句“將其來施施”在詩中也顯得不相稱。可能是因為古人誤解了施字之義，故又加壹施字，這樣壹來，“將其來施施”就有語法問題了，因為他處不再有“來施施”的說法，按上古漢語語法，只能說，施施而來，或曰其來施施，或如《孟子》言：“施從良人之所之”、“施施從外來”，置於介賓短語前。從口氣、語法、結構、古訓等方面全面權衡，筆者認為《丘中有麻》作為壹首愛情詩，最無疑義。既然《丘中有麻》是壹首愛情詩，那麽詩中所歌詠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議的。即使不是壹首愛情詩，也同樣令人費解，“貽我佩玖”者是誰呢?故姚際恒、方玉潤有“嗟”為語助說，立意彌合這壹矛盾，而黃焯先生有互足說，立意解決這壹問題。《毛詩鄭箋平議》焯案：“首章《傳》雲：‘丘中磽確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傳》統三章為言，則次章之麥，卒章之李，皆以為子嗟所治也。其知子國為子嗟父者，以卒章稱子嗟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國為子嗟父矣。詩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國，蓋下省‘之子’之語，末章言‘之子’，蓋上承‘子國’為言，意皆謂彼劉子國之子，而為子嗟之變文耳。”[7]黃氏發明《毛傳》，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於變文以協韻，是正確的。不過，竊以為不必如此征實也，子嗟、子國無非是女主人公戀人名字的代稱而已，正如《鄭風·山有扶蘇》之子都、子充，無非是美男子的代稱而已。《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竊謂嗟、國、都、充是常用字，可以想見是當時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產之父就叫子國，至於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也”，春秋鄭大夫公孫閼即字子都，都，美也，《詩》曰：“洵美且都”(見《鄭風·有女同車》)，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認為充實而有光輝，是美也，嗟，嗟嘆之，以上諸字，以其常見，故詩人信手拈來作為美男的代稱或情人的代稱，故子國、子都與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並無多少關聯。同樣，《鄘風·桑中》亦更換所思者之名以協韻，詩是以壹個男子的口氣寫的，首章雲：“雲誰之思?美孟姜矣”，次
章換雲“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朱子曰：“姜，齊女，貴族。”《陳風·衡門》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孟姜為美女的代稱，用來稱呼情人。孔穎達疏《陳風·東門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1]陳奐《詩毛氏傳疏》考訂，“淑”為“叔”之誤，陸德明《經典釋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為排行，古代女子無名無字，故稱之排行和姓。孟姜、子都為代稱，大家不會懷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據文理，亦為代稱，是不必去考證也無法去考證是否實有其人的。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如承認《山有扶蘇》、《桑中》換名以協韻，則《丘中有麻》換名以協韻，極有可能。綜上所述，我們可知，這類男歡女悅之詞，多半以男女壹方的語氣寫出，詩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為代稱，並非實名。後世猶有此風，如《孔雀東南飛》、樂府民歌《陌上桑》裏的“羅敷”即為美女的代稱。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傳》以子國為子嗟父，並無實據，不過是從下文“彼留之子”猜測出來，其實“子”在《詩經》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兒子更為常見。筆者認為，“之子”，是子也，有如《東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王引之《經傳釋詞》曰：“之，是也。故《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為“者”之借詞，《說文》曰：“者，別事詞也。”不過，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於歸”中顯然是指示代詞，“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義已虛化。
賞析二
《詩經》中許多作品，解釋的岐義很多。特別是有些冬烘頭腦的老儒生，總不敢正視這些民歌反映的人民群眾最真實最純樸的思想感情，而強行把許多男女情歌貼上了社會政治的標簽，仿佛詩中男女愛情活動都是政治鬥爭似的。《毛詩序》闡述《丘中有麻》的主旨時說：“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把這首詩解釋為思賢之作。倒是理學家朱熹眼光比較敏銳，他在《詩集傳》中力排眾議，肯定《丘中有麻》是“女子盼望與所私者相會”的情詩。聞壹多先生在《風詩類鈔》中從民俗學角度解釋“貽我佩玖”這句時，壹語點睛，說：“合歡以後，男贈女以佩玉，反映了這壹詩歌的原始性。”《丘中有麻》分明是壹首情詩，我們還其本來面目，就能感受到二千多年前黃土高原上那對青年男女的柔情蜜意。
在《詩經》時代，男女之間的情愛關系，比較寬松自由。特別是農村男女青年自由交往，野外幽會，相當普遍。這並不是後來儒家君子所指斥的淫亂，而是青年男女擇偶的壹種正常方式。這和我國有些少數民族，近幾十年來還保存著的對歌擇偶、賽馬擇偶壹樣，帶有原始民族婚配的形式。《丘中有麻》正是這種原始擇偶婚配形式的反映。詩歌是以壹個姑娘的口吻寫出來的，詩中提到的事件，恰恰是姑娘與情郎激情幽會的地點：“丘中有麻”、“丘中有麥”、“丘中有李”，那壹蓬蓬高與肩齊的大麻地，那壹片片密密的麥田壟間，那壹棵棵綠蔭濃郁的李子樹下，都是姑娘與情郎情愛激發的地方。所以，當姑娘回味這種強烈的情愛行為時，總也忘不了那個神奇的地方。我們特別註意到，詩的壹、二章，都有“彼留子”的明確指涉。而壹章的“將其來施施”，二章的“將其來食”，更明確地寫出，姑娘與情郎的幽會不僅僅是壹次。而是多次。他們在大麻地裏、小麥壟頭、李子樹下，演出過壹次次激情的戲劇，付出了整個身心。他們的情愛是真實的，也是牢固的。他們並沒有追求壹次性的瘋狂，而是讓純真的愛掀起壹層又壹層的熱浪，永久地持續。三章的最後，寫到“彼留之子，貽我佩玖”，用物質的形式(佩玉)，把非物質的關系(情愛)確定下來，以玉的堅貞純潔牢固，表示兩人的愛情的永恒。可以想像，接著下去，姑娘將與情郎***偕連理，成家育子，延續生命。壹個新的家庭，將延續那壹段熱烈純真的愛情。這就是姑娘在歌唱愛情時寄托的熱望。
這首詩情緒熱烈大膽，敢於把與情郎幽會的地點壹壹唱出，既顯示姑娘的純樸天真，又表達倆人的情深意綿。敢愛，敢於歌唱愛，這本身就是可敬的;而這壹點，也正是後代理學先生們所不能正視的。(陳銘)
《國風·王風.丘中有麻》全文解釋及賞析